正如薊辽总督阎鸣泰精彩地论道：“臣接邸报，见丰城候李承祚一疏，谓毛文龙不当移镇。然此非励臣意也。近有一种走利如鹜之徒，视朝鲜为奇货，借文龙为赤帜，乘波涛为捷径，而征贵征贱，虚往虚来，恐文龙一移，则垄断俱绝。

故为文龙游说，而实以营其自便之私。勋臣热心，听其媽娓，遂不胜私忧过计，落其术中而不知耳。

噫！臣因是而重有感焉。自我朝立国至今，师旅之兴，何时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糜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

病根在事有两样，人而人有两样心。

有一样欲杀奴之人，即有一样不欲杀奴之人。

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

自江东路开，真假莫辨，奴酋枪炮之利与我共之，而硝黄之需产自何处？

奸细泛海而输，与奴为市，夫谁知之，又谁禁之者？

今一旦欲更，所以称不便者，犹呶呶未已，此成败安危一大款系，臣愿皇上毅然英断，无为若辈所惑，此昔人所以成破蔡之功而针今之膏肓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1）

第三，胁迫朝鲜上奏明廷请求留镇。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闰六月丁未载，毛都督接伴使郑斗源驰启曰：“都督招译官秦智男言曰：‘山海关军门差官赵祐者，以探听虏情事，出来尔国云，尔国请来乎？’

智男曰：‘我国安有请来之理？’

都督曰：‘赵祐为俺移镇事，来到石城岛，而俺送人栏阻。彼或缘外洋到王京，亦须急急報知。且此人前到贵国，作弊甚多。今此栏阻，专为尔国也。’

且曰：皇朝议论，欲移俺镇于旅顺口。尔国愿俺在这里，俺当往那边。尔国之留我与不留事，令启知国王。’

且曰：‘国王准封，专是俺功，既封之后，忘我大德。且前后米四万石，欠银八千两。管饷使速为入来还偿云’”。

为此事，备边司覆启曰：“都督移镇，果为不虚。赵祐栏阻之事，殊甚倘況。陈奏请留，此系大段处置，不可容易答之。姑令差一重臣，进向毛营，称以问安，审察事机，处之为当。”

毛文龙的这种胁迫让朝鲜人敢怒不敢言，如同月戊申载，备边司启曰：“毛将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栏阻赵祐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令本国上本请留，其间情态，种种可恶。从之，则益滋后之患；不从，则恐有目前之虞。事之难处，无大于此”。

但是朝鲜人不敢得罪毛文龙，派遣李尚吉，令其委婉拒绝：“国王千万意外，闻老爷移镇之说，不胜惊骇，莫晓其故。上本天朝，挽止其行，与老爷终始周旋，上报呈恩，下固疆域，是诚寡君之至愿。

但念藩臣事体，偃然陈奏，指挥天朝，进退大将，甚非容易。且老爷实为移镇，则天朝当有移咨本国之事，而寂然无闻，无乃天朝有此议，而实未停当耶”，并撰送揭帖，优备礼单。

朝鲜人的理由很有道理，故毛文龙之计未能得逞。

第四，亲自上疏辩解，反对移镇。

天启六年七月，明廷接到毛文龙“请速发钱粮器具以济军实”的奏疏，将不能牵制的原因归结于朝廷粮饷、器械接济不足。（这个原因的道理前文有解释）

八月，明廷又接到毛文龙的辩疏，只见疏中首辩宁远之战不能牵制：“臣于上年十月内，即发塘报，言奴于灯节前后，必大举入犯右屯等处，宜加严防，是臣已先知之矣。

今年正月二十日，臣即率官兵至沿江一带，督发深入，令易承惠等进攻威宁营，林茂春、王辅等进袭海州等处，皆有擒斩，奴闻掣回。是臣不但知之，亦牵制之矣。特苦粮饷不足，器具不备，克复城堡，不能住守”。

次辨铁山、须弥去后金老巢两千里之说，并陈述东江有利牵制的战略地位：“且所驻须弥岛，即名西弥岛，一连有三山，周围广阔二百余里，中则云从山，前则西弥岛，再后真珠岛。

以陆程计，云从之离铁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计，铁山之云从近三十里。云从与西弥从大路去到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铁山从小路去亦如之。义州与镇江相对，不过三四里，镇江至辽阳三百六十里，是铁山与西弥去奴寨，总之相距在五百里内。

今谓去奴二千余里，不知何臣作此诳言，以欺我皇上。去冬移驻云从，原为铁山树木已尽，无所樵采，移以就便，乃指为规避。又不知何人为异议，以诬此东江！

惟其去奴不远，所以知之极真，牵之极切，臣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臣自审处一节，臣有熟策自信，足图结局，请为我呈上一一陈之。

夫兵事首论人心，次论地势，再次则算有一成，谋期万当，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终局矣。

奴酋吞据辽阳，昔议三方布置，今止宁远东江耳。以人心论，宁远辽兵少而西兵多；东江以海外孤悬，无所趋避，尽用命之人心。

以地势论，宁远至山海关一线可通，诸凡饱械，易输易足；东江春俟冻开，直至清明节后方敢出海，及冬稍冻，前无粮草，后无援兵，便成绝地。

然宁远至辽、沈，俱系宽平坦道，无险要含藏，难以出奇攻袭，可守而不可战。东江山险，设疑出奇，可以制胜，水陆齐通，悉有为之地势。

人心与地势既已两得，其所以进剿恢复，终是东江事半而功倍也。

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

奴不西去，不言牵制得力，奴一渡河，便言臣不牵制。

岂不念全辽不复，山海终危；奴贼不灭，终为国患。

臣于天启三年间，早已料之矣。窃恐东江移镇，即失地势，并惑人心，无论不能进剿，亦不能牵制，断断乎其不可者”。（《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

看到毛文龙的奏疏，熹宗的旨意是“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

这样，天启六年春夏的这场移镇风波就以毛文龙仍然留镇东江而告终。

这次移镇之所以没能如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明廷对于是否移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人主张移镇旅顺，有人主张移镇盖州套，有人反对移镇，而当时举足轻重的袁崇焕则认为听毛文龙自择近地移镇，在这种情况下，移镇之事本来就很难坚决执行。

如朝鲜人所说“毛帅移镇之事业奉圣旨，而诸臣论议，尚多异同，不无中寝之虑”“窃详袁抚台咨中之语，都督移镇之事，似是完定，而天朝不曾明定所移之处，只令毛将自择便宜，可想天朝亦有难处之势，不免作此含糊语也”

再加上鞍山之役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是牵制之功，因而明廷认为毛文龙仍然可以对后金有所牵制，只是因为接济不及时使之有所牵掣。

朝廷令毛文龙自己审处，毛文龙认为东江的地理位置可以出奇制胜，明确反对移镇，这样移镇之议暂时消停。

客观地说，不主张移镇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丁卯之役朝鲜受挟之前，东江军镇就其地理位置来说，虽有接济困难的问题，但具有袭扰后金后方、与正面战场相策应、确保朝鲜贡道、招揽辽民等战略地位，因为不能牵制后金便欲移镇搬迁是因噎废食。

主张移镇者是希望东江能与关宁离得更近，更好地协同指挥，呼应支援，与正面战场犄角作战，但一移镇势必放弃东江镇本来能起到的一些作用，而且移镇至何地又是头疼的问题，因为旅顺虽是交通要道但地狭不能多驻军，盖州套离敌太近难防敌人突袭，不管移镇到其中哪一个，都存在一些新的问题，而大规模的迁徙军民又与安土重迁的民心相违背，东江的辽民也不赞成移镇。

这样，移镇本身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正如当时任职淮营都司的周文郁在上阁部揭帖中所说：“今当事上台欲议撤铁山之师者，无非为转运难达、监制未便、查核难施而已。

职愚不知忌讳，以为此特利害之小者耳。若形胜之要害、脉络之通塞、官民之利赞、彼已之情形，兵机胜算，难以缕悉，职谨计驻师铁山，其利有五，移师动众，其不便亦有五，请得条数而陈之。

铁山之路，渡鸭绿从镇江北至宽奠，出小佃子，过夹山关，越牛毛岭，不及五百里。即捣奴老寨，西由汤站、凤凰堡、草河口、甜水站，仅三百余里，即至辽阳。

是铁山者收辽之便道，而灭奴之捷径也。

我进攻则奴两受敌，我保聚则奴多设备。可见关门者备人者也，铁山者使人备我者也。铁山不撤，控地利以扼奴后，其便一。

朝鲜虽弱，亦我一藩篱也，协我未足以制奴，叛我遂足以资敌，鲜之不可弃也明甚。

迩年辽道阻绝而不失包茅之贡者，以铁山有兵既慱其外叛之心，又开其内附之便耳。

倘移师，大海隔，弱息奄奄之鲜，虽素号忠顺，而逆奴逼击，力穷势屈，安能死守以抗，不折而入奴，必转而臣奴矣。

中国此时辽尚未复，又能问罪于水滨否耶？扼铁山以通鲜贡，其便二。

辽民向因铁山有师，趋归如市，故毛总兵初以二百揭竿之旅，今至男妇数十万，授甲精锐者不啻三万有余，吃然雄镇。

归一民则奴少一兵，已归者得所，则未归者怀来，铁山之民愈众，而奴酋之兵愈寡矣。屯铁山以聚遗民，其便三。

镇江等处，沃野可耕，奴力不及角者，我坐收其获。铁山兵民三十余万，每年额饷仅比关门一月之需，能给几何，所赖自为耕种，以活生齿。

今方设策屯进，为足食计，渐屯渐充，则羊祐之襄阳，邓义之两淮，绩或可底，他灭奴所资，正在是也。驻铁山以广屯益，其便四。

逐鹿者角其头，必椅其尾，故晋人之御殽师也，兴姜戎以袭其后，而秦三帅擒，今若赫然天怒，命将出师，率榆关、觉华之众，由广宁渡三贫，薄辽阳，撼奴之头，率登莱兵由旅顺，直进金、复、盖、海，冲奴之胁，约连云、长生、麻洋、三山、广鹿、长山、石城、鹿岛、猿子、弥串诸岛舟师，沿海张疑出奇，穷奴之势，而铁山博勇精兵一由凤凰堡掘其尾，一由夹山关掀其穴，前践后口，目不及瞬，力不及施，奴已胆裂，手足无措矣。镇铁山以策应合，其便五。

此五利者，或阴受其便而不知，或有待于后而未见，故但觉奴未即擒，辽未即复，海上之师若可有可无耳，一旦失其利，则必反受其害，而后知铁山之镇所系甚重也，不已后乎？

若铁山之不可撤与不必移者，又当熟计。职观旅顺弹丸地耳，形如崩戸，仅容万人，多驻师则不受，少驻师则不足以威奴，今铁镇精兵三万，民可逾二十万，区区旅顺将安驻此？且皁城以南已有登镇矣，一望之地而用帅，孰若分而远之，使各效其能耶？

若欲驻盖州套，是矣。然其地迫近辽阳，奴所必争，我从远来疲劳，安插布置，非数月不办，奴以逸制之，乘其一事未备之际，以精兵扰而薄之，必无噍类。

未受驻师之利，而先受移师之害，事之所必至也。职固一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移镇必由海道，二三十万众，器具资用毕集，所需舟楫几何，一蹴尽至，势必不能，否则先至者与后留者俱为虏矣。未有纷纷震动而敌兵不乘我者。且辽民在铁山者，流离琐尾来归，今幸比闻而居，賴耕而食，既安其业、奠其居矣。

王者惟民是保，而忍使复有板荡之嗟乎？职又再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人情乐于安居，而苦于播越。一闻迁徙，动揺则民心先散，即登舟入海，能一一贯珠相搏否？

倘未移之先，而奸民卒生祸乱，变出意外，更有不可言者。目今人恋其世业，人顾其家室，其战自倍，久而益坚，海上必有可观者矣，职又三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谓旅顺、盖州可以进取，则登莱、关门不乏可调之兵，而铁山之可牵奴，便于两处。今日移铁山之师于盖州、旅顺，他日能复从盖州、旅顺往铁山规进取乎？

弃可以乘敌之铁山，而退居不可屯聚之旅顺、盖州，恐非万全之算也。且以铁山之师窥敌，而以旅顺、盖州副之，可以并进，可以迭肄，两便之策也。

奴之所以备我者分，应我者劳，则我之制胜益易。职又四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铁山之险我弃之，奴必据之，则朝鲜绝，辽民弃，奴得鲜与民而益强，镇江、宽奠等处沿海沃饶，奴无东师之扰，可任意屯种，铸山煮海而益富，奴益富强，则益轻中国，而席卷西来之势成，榆关必岁受其扰。

若铁镇不移，即谓不足以害奴，亦不至捐而利奴也。且铁山未尝移，内地之师驻之也，直自铁山收集之耳。以铁镇民守铁镇地，何尝不便，如谓在彼不能灭奴，则移之盖州、旅顺亦犹故也。又谓在彼徒糜粮饱，则移之旅顺、盖州能令梧腹战乎？

是在控驳有法，激劝有方，使岛帅慨然，以东事自任，不在多此一番揺动也。此职又五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边事小纪》卷4《毛大将军纪略》附《条陈移镇揭帖》）

正因如此，对于天启年间的移镇风波，我们不能简单地归恶于毛文龙的阻挠，说他“阴挠移镇”。

同样，如果出于推崇毛文龙的立场，认为移镇“使东江实力削弱，处境更加艰难”，“不利于抗金大局，无异于自毁长城”，说袁崇焕的移镇主张是“企图借机加害、乃至除掉毛文龙”这种说法也是有失公允的。

总的来说，在天启年间，毛文龙功过并存，或者说功要大于过。

虽然他欺罔冒功、侵害朝鲜、勾结阉党、专擅放恣，但他确实于藉由屡次的袭扰战招揽了近二十万的辽民，并将辽民转变为对后金作战之师，使后金不能充分地以辽人耕辽土、以辽人作兵源，这对辽东战争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由于东江镇本身的战略地位，掌握制海权、确保朝鲜贡道、威胁后金后方腹地、安置避乱辽民，这些都是毛文龙和东江镇的历史地位所在。

对于毛文龙本人，他虽有那么多的不法行为，但是在天启年间，他还是那个积极抗金的英勇奇男子。

昔年辽、沈陷落，举世畏敌，援兵不敢出关而先溃，阵兵闻其先声而缩足，而毛文龙却敢于率单弱之兵屡屡深入，袭击后金后方，这种勇气的源泉正是那慷慨任事的自信和追求功勋的狂热。追求功勋的心永不满足，它驱使着将领忘却战争的危险，明知敌人难挡，仍然置生死于度外。

镇江复陷，后金以“千金购头”，又于逃亡辽民中布置奸细欲图加害毛文龙，但是毛文龙并不畏惧，他对朝鲜人说道：“俺既以身许国，死生存亡，付之于天。事成则天下之幸也，不成则天下之不幸也。

辽民之不信，俺亦已知。俺若为身谋，只欲保身，则岂能留滞至今，与此辈同事？此辈顷日亦倡绑送之言，俺一点丹心，有如皎日”。（《光海君日记》卷170）

正如孙承宗所说，“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心，力能结属国，收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选懊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明熹宗实录》卷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