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登基之后，对毛文龙猜疑日重，毛文龙既不得志于朝廷，抗金斗争又不能有为，为求自固之计，他又开始与后金进行议和、洽降的活动。

其实，早在天启四年七月，努尔哈齐就“咨文移龙求和”，又派李永芳寄札毛文龙称“将龙在辽族属未遭诛戮者尽行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

毛文龙“连奴酋来使暨李永芳恶札星夜差官缄封，护送进呈”，熹宗以其“不行反间，升秩赏赉，兹从优再加左都督，仍赏大红蟒衣一袭，银五十两”。（《明熹宗实录》卷48）

天启五年二月初一日，努尔哈齐遣刘维国、金盛晋致书毛文龙，信中挑拨毛文龙与明廷和朝鲜的关系，劝其攻打朝鲜义州，又招降毛文龙：

“我之意，以尔取朝鲜之义州城，与我相倚而居，则朝鲜岂敢犯尔？尔驻义州之后，朝鲜若降则罢，若不降，则来借用我兵。尔若如此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则尔之前途无量矣。

尔既得罪于尔帝，已不能回明，而朝鲜又不容尔，我能置尔於不顾乎？尔向何处？倘若尔因派遣奸细收纳逃人，而恐我责备于尔，各为其主效力，岂有复存恶念之理乎？尔若降我，岂不亦如此效力于我乎？”

等信函已到毛文龙处，努尔哈齐又假拟汉官投递毛文龙的信函，信中称愿与毛文龙里应外合：

“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其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文或答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而居之；若不能则登千山。乞老爷务将所思缮文训示，并速交来人赍回，迟久恐被发觉。”（《满文老档·太祖朝》）

努尔哈齐的设间不过是埋伏诱奸毛文龙的手段罢了。毛文龙一度信以为真，派兵北上。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8仁祖三年三月己巳载，“毛都督以为贼将李永芳到凤凰城求和，遣参将、游击时可达、杜贵等七将，领六千兵，发向义州。或云都督之诡言矣”。

乙亥载，义州府尹李竞驰启曰：“督府十将句催船只，若将渡江者，然而终不渡江，还向蛇浦”。

可见，毛文龙最后发现事有蹊跷，并没有上努尔哈齐的当。

该年十二月，努尔哈齐又授意李永芳等差人往三山岛诱降毛文龙。使臣初五日至，二十八日始回。

据登抚武之望称“毛帅深讳之，千方百计以图遮饰”。

后来，毛文龙将来使“分尸游示”。（《明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五月鞍山诸役，东江精锐损失惨重。

二十，努尔哈齐乘机诱降毛文龙：

“闻尔毛将军谓我为何杀人，若不杀人，谁不愿降。

辽东、广宁之人原系朱氏皇帝之民也，因天授与我，故我以国增、兵增、钱粮增而悦之。自旅顺口以北至开原，自镇江以下至广宁，皆养育之。

然欲养而不从，竟杀我所任之官、所遣之使，奸细往来，叛逃而去。对此岂能不杀，而平白释放以遣之乎？我之所杀者，理也。由我处逃出，愿结尔而前往之人，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之被杀者，乃尔所杀，非理也

……毛将军，我曾以为尔乃明智之人，今尔不知天时，是愚味也。明运已终，劫数未尽，无处不杀汉人。安邦彦将山阴、安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曹县、滕县等处，所杀者尚少乎？实乃明灭之时也。天之所灭，尔能救焉

……毛将军，无论尔如何为君效力，然尔国亡时已至，君臣昏聩，反致殃祸于尔，何益有哉？

明国已亡定矣！

各处刀兵纷起，丙辰年大风，都城内各殿之树连根折断，牌楼石柱亦被摧毁。戊午、己未两年，都城内河中流血，此皆非天示灭亡之兆，使之知儆乎？天时古鉴，将军何以不知？望尔深思。时机失尽，悔之何及？

佟驸马、刘副将皆只身逃来，李驸马及辽东、广宁之官员，皆获于阵前。彼等皆被擢用养育，尔不知乎？尔若诚能向我，则待尔优于彼等”（《满文老档·太祖朝》）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闰六月甲寅记载，毛文龙“出示奴贼所送牌文，招入持来假鞑，往复问答，而门禁极严，无从听闻”。

一番思虑之后，毛文龙差二人答书努尔哈齐，信函史籍不载，但中有议和之意。

闰月二十日，努尔哈齐遣回毛文龙使臣，并复书拒绝与毛文龙议和：

“此战乃我兴之乎？实尔明万历帝肇之也。今明帝如愿担承兴兵之过而议和，并遣大员持盖御玺之书，经山海关前来，则可与之相议耳。岂可与尔看守南逃之人议之？”（《满文老档·太祖朝》）

七月，使臣回到皮岛，毛文龙修书严斥努尔哈齐。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七月己卯载，接伴使郑斗源驰启曰：“都督答奴贼凶书，严辞斥之”。

又据后来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信中称“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毛文龙使臣被杀应是此事，因为《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中没有使臣回岛的记载。

《明熹宗实录》卷74天启六年七月丙子载，“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塘报奴酋致毛文龙谩书，请申饬边吏，整兵以待”。

可见，毛文龙又将努尔哈齐的招降书上呈明朝。

通过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努尔哈齐几次招降毛文龙基本上是被毛文龙严词拒绝的，毛文龙屡屡将后金招降书所谓“谩书”上呈明廷，又处死后金使者。

天启六年夏，廷臣对牵制的质疑和鞍山役的失败曾经让毛文龙抗金的决心有所削弱，一度耍手段派使臣前往后金议和，以致在鲜的明朝将领传言毛文龙欲投降后金，而朝鲜的边臣也因与毛文龙不和，屡屡声称毛文龙欲谋叛，这是朝鲜君臣怀疑毛文龙谋叛的原因所在。

但是后来冷静一想，毛文龙有所悔悟，还是坚定了抗金的决心，并坚拒努尔哈齐的招降。

当时毛文龙与魏忠贤深相交结，在朝廷上有恃无恐，熹宗又屡降隆恩，毛文龙感戴皇恩，在与明廷关系融洽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叛降之理。

而且，当时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还属有为之时，希图建功立业，成为一时名将的毛文龙，又怎么可能投降后金？

更何况，投降后金也不一定能给他带來更多的利益，如鲜臣张晚所说“臣意彼无速发之理。虏虽强请，毛不速发矣。毛将在此，则享公侯之乐，投奴则为一俘虏，必不及李永芳矣。如贼亦必知文龙之军不可用，岂汲汲于文龙乎？只虑在此，则或为后患，故毛若投降，想必受之，而必不优待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4）

所以，认为毛文龙“坚拒诱降”的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而因为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就认为他此时“已经接受了后金的招降活动”的说法证据是不充分的。

再看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往來。

毛文龙再次与后金往来源于王子登的投岛。

王子登本为辽东监督炼铁的卫官，天启元年努尔哈齐占据辽东，王子登投降，授官石城备御。

天启三年三月，因擒获毛文龙奸细，授游击。

四月，因斩毛文龙奸细和剿杀逃人，升为参将。

其后，王子登又升至副将。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称天启三年三月李永芳、杨于渭、王子登、刘爱塔向毛文龙“遣使请降，乞免死金牌、袍缎等项，毛将军一一给之去”，又说“四人中惟刘爱塔实心归降”，可见王子登当时是游离于明金之间的两面派，一方面与毛文龙秘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将毛文龙差人绑献。

王子登投岛事，《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7仁祖五年十一月乙丑载，铁山府使安景深驰启曰：“辽东人王志登，以奴贼游击巡海至鹿岛，为都督军兵所围，自言归顺，与真二名出来，都督相见甚喜。”王志登即王子登。

据王子登给皇太极的信中则称“于九月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九抵皮岛。”（《满文老档·太宗朝》）

可见王子登的投岛应该是被围后的顺势自保，并没有与毛文龙有事前的联系。

此外，王子登也并不是后金派往毛文龙处的奸细，因为王子登自称“弃子而逃”，后来天聪六年，后金参将宁完我在给皇太极上疏中也称王子登是“自我国逃去者”。

毛文龙见到王子登甚喜，极为厚待，据王子登自称“毛都督以绸锻、银牌、衣帽赏之，并即奏于明帝，封以总兵官之职，朝夕共同议事”。

当时，明廷已经经历新皇的更替，毛文龙的同伙魏忠贤和阉党逐渐失势，为求自固，毛文龙想出了诱骗后金要人之计，藉以向新帝邀功。

天启七年十月，毛文龙写信遣游击金首举往送，王子登作为议和的中介人，也派家人二人持密书同来，于十一月十三从威宁营入境，欲与后金谋和。

但是两个月过去，未见后金有任何回音。

毛文龙认为是“谅汗守边之人，贪其所携金、缎、马、骡，匿而不报耳”，王子登也说“不知守边诸申，欲得其衣物、马、骤而杀之，抑为汗与诸贝勒挽留议事”。

其实是皇太极担心毛文龙有诈，而将来使斩杀。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三月壬午载，后金使臣称“毛帅年前委差汉人言于我国曰‘新天子即位以来，有意于和亲云’，而我国不信其言，抑恐毛帅有他谋，斩其人而不纳”。

皇太极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崇祯即位初反对和议的态度是坚定的，天启七年十月皇太极以蒙古敖汉部的名义致书明朝约和两国，但是始终没有回音。

而毛文龙天启年间又是坚拒议和和诱降的，此时突然主动提出议和显然是必有诡计。

崇祯元年正月，毛文龙见使臣久不返，再次致书皇太极。

信中迎合后金之意将辽东战争的责任归于明朝，又称愿意主持两国议和事宜，请皇太极派人相商：

“昔袁都堂请和一事，因群臣齐相争议，故此事迄未定论。海外地方，俱令我辖。倘我奏请，帝必纳之。然我之谋，异于他人，我断不似伊等贻误两国大事

……今特遣人往询先遣人之信及讲和之事宜是否有成。乞汗亲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凡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杀来使。

愿汗熟虑之，以求安全之计。如此，则生民之幸也。况我帝已崩，行帝亦已归天为神，何不罢兵休战，以求封赏，安享太平之福耶？”（《满文老档·太宗朝》）

同时王子登来书极称毛文龙议和的诚意，且中更有不可告人的机密之事，建议皇太极不要错过时机，遣人前来商洽：

“毛都督曰：‘彼其愚也。倘与我和为一家，凡事与我商议之，则我自有大主意。一旦与我和好，或战或守或和，富贵封侯，有何难哉！彼唯图河西，以我金石之言为虚，不知西地文武官员众多，一员主战，一员主守，一员主和，议论纷纷，迄无一定，谁敢承办其事？今我掌权，独断独行，其所奏之言，均可施行。如此则大事岂有不成乎？’复有未尽之言。

我王子登以为不善，故未具书内。此言俱出自毛都督之口，王子登闻之，不胜欣喜。倘有诳诈，天诛地灭。急以其言告于汗。汗若嘉许王子登之愚言，则速遣通晓汉语亲信之人，与去者同往皮岛，王子登再以密事相告。

至于岛内虚实，洞若观火。即便力一有失实，谅亦无妨。我王子登详思之，此事若传至来往下人之口，恐有不慎；欲书于纸，又恐被泄。事若王子登泄漏，则将生命不保矣；思欲亲来，而毛都督畏惧不遣。

汗若遣大人至岛为质，王子登得还焉。至即以非常之事陈于汗，若称心则举之；若有欺班，是杀是养，唯听汗命”。（《满文老档·太宗朝》）

思虑之后，皇太极决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毛文龙，派使臣科廓等七人赍皇太极回信，同毛文龙、王子登来使前往皮岛毛营。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三月壬午载，科廊言：

“厥后毛帅又送王姓人恳陈和好之说，前后相符，少无违端，故汗始回心，使我偕王姓人往岛得见毛帅，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云”。

据《乱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三月，“毛差毛永佑以讲和事往沈阳，与胡差还向本营”，“都督送人迎接胡差，十八日向蛇浦”，“毛帅乘船到鸭江下流，要见胡人头领者，传谕鞑子领来讲和。胡差曲虎、带空乃等两胡，自蛇浦还来，王参亲自迎接于中路，极其厚待。鞑奴七名，将汗书称讲和，自安州乘船到泊岛”。

这里的王参将应该就是王子登。而据毛文龙自称，使臣到达皮岛是在三月十一。

三月二十日，毛文龙接见科廓等人，当时朝鲜使臣在场，毛文龙对科廓说：“你既跳踉犯顺，积有年纪，今欲纳款请和，理宜听许。第受命在外，唯贼是讨俺职分。况天朝时未许和，俺决难经先处断，姑待朝廷处置可也”。

又与科廓私下交谈，“俄而引入私室，和语良久，馈以酒肉”。

朝鲜人得知毛文龙与后金往来，一度建议鲜王将“密通情形”告知来岛的户部官员黄中色，但是备局认为“户部为人，未知何如，而毛将情迹，亦难洞知，不可轻易为之”（《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

所以不了了之。

达成初步的议和协议后，科廓留在皮岛与毛文龙继续商谈定盟，随从二人与毛文龙差人二人带着毛文龙和王子登的回信先期前往沈阳汇报。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28仁祖六年三月庚寅载，申景瑗驰启曰：‘‘即见义州驰报：被掳人买卖之日，胡人之入往椴岛者与毛差二人来到，即时撤市，入往镇江。大概闻其事情，则曲胡及从胡二人留在岛中，以讲定事，先遣二人，与毛差二人，急急驰往云。”

《乱中杂录》也载“曲虎因留椴岛，从胡二名与毛差二人往沈阳”。

使臣来到沈阳后，汇报议和事，并面呈书信。

毛文龙书信史籍未载，王子登的信则称：

‘‘毛都督素知汗意，即纳我言，奏知于上。诚合其愿，则两国修好，王子登虽死，亦无憾，此非登之力，乃天意也。嗣后，汗须始终如一，勿违毛都督议和之意。凡事相议而行，何患大事不能成。”

另一封则称：

“我向以礼貌待人，并无二心。唯以诚心待天下之人，待汗亦然先是，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我心中诸事，一一与去者阐明。相互明白之事，无需再疑之也。立候汗之回音，意又未尽。”

四月上旬，科廓与毛文龙盟誓讲和后，率随从五人及毛文龙护从差人毛永佑，带着毛文龙的盟誓书与馈送的议和礼物，返回沈阳。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四月甲辰载，郑忠信驰启曰：“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

馈遂礼物之事，毛文龙向朝鲜人解释说是为了赎买王子登留在后金的妻儿。

如同书卷18仁祖六年四月乙巳载，成俊耆驰启曰：“都督招大秋密言曰：‘二月间，虏贼抄精兵三千，往犯西勒，宁远主将预备火器，邀击于归路，大破之，生还者三十余人。且因饥馑，来此乞和，然讲和非俺自断之事。但前来王子登有子之妻，尚在虏中，渠欲买来，俺给三十匹段子、三十斤砂糖、五十斤大率，又送差人矣。汝将此意，使陪臣启闻云矣’。”

四月十六日，科廓一行人到达沈阳。只见毛文龙的盟誓书称：

“金国之汗思欲和好，即归还旧地，誓告于天。我若怀前仇，阴谋杀害，肇起异端，则惟天鉴而诛我毛文龙。若心口不一，阳奉阴违，违俘前盟，则上天鉴之，死于非命。我等若彼此相和，且始终不渝，则鬼神眷佑，延及子孙，永享富贵也。立此誓文，传之后世。”

来信则称所遣来使地位低下，不堪任事，其意在于让皇太极另遣要人，并强调自己的议和诚意：

“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其下员不善措敌，难陈密事，所答之言无不糊涂。又有伪善私通之语。不佞虽不才于天地间，但断不能失信于一人。

只知诚信，不知伪善，只知忠义，不知奸邪。夫人而无信，圣人恶之。汗意既与我意拍合，请凡事商议而行。无论野战攻城，我有决心。行止得当，则万无一失。保身家以享富贵，即在今日矣。方寸之心，唯天地鬼神鉴之，王总兵官亦知之矣。”（《满文老档·太宗朝》）

宴享之后，皇太极于二十日再派科廊带着后金的盟誓书和皇太极的回礼、回信，随同毛文龙差人毛永佑前往皮岛。二十六日，科廓、马秀才等五人到达镇江。毛文龙差人迎接使臣，科廓一行人于五月初三日入岛。

据《乱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四月，“毛永佑带同胡差，二十九日自沈阳出来向椴岛，毛帅乘船由镇江到麟山，马游击率军二千余名，屯麟山以待”，五月，“初四日，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余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椴岛，步兵三十余名渡江送千家庄”。

又据毛文龙信自称“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满文老档·太宗朝》）

科廓等人入岛之后，毛文龙突然变脸，杀了马秀才，并将科廓等四人解送朝廷。

这个突发事件使毛文龙与后金的来往顿时陷入僵局。

后来，毛文龙向皇太极解释道：“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满文老档·太宗朝》）

王子登则解释说：“汗止知马通事之见杀及送阔科往北京，不知其实事，皆由彼二人之过所致矣。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逃人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

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其言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汗乃天生豪杰，何不计此小事，不可事急而隐匿之。为箝制众人之口，不使明帝生疑，遂将阔科送往帝京，以便再行和好之事。

谁知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

信中所说的黄户部是指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当时奉命前往东江清核兵马钱粮，于四月初四日至皮岛，十二日检阅清点兵马，五月中旬回航登州。

从时间看，黄中色停留皮岛的时间与科廓最后一次入岛的时间是有所重合的，但所谓误入户部粮船，马秀才被黄中色擒拿任意妄言故被毛文龙斩杀，黄中色与科廓进京告密毛文龙之事，这些谎言都是很低劣的，在情理上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例如使臣怎么会傻傻地误入粮船？马秀才是否因与科廊有隙故肆意妄言？

另外，黄中色上呈明廷的奏疏是六月二十三日收到，且并未言及科廓之事，毛文龙解送科廓在五月初六日，并非与黄中色同道。科廓被毛文龙擒拿后不久，即被解送献功，并非是出现差错而从中弥缝，且并无科廓到京告密事。

《乱中杂录》为证。该书载崇祯元年五月，“毛帅斩通事一人，囚其胡差五名，将送中朝云”，又有毛姓将领对鲜人密言毛文龙指责科廓“尔若讲和，则汉人之拘虏者亦且刷还，至于走回者锁项而来，讲和之道，果如是乎”，该将领又说“老爷已令拿往椴岛，更做好意，放还与否，不得自料”。

显然，毛文龙与王子登的话都是狡辩，这种低劣的哄骗伎俩怎么能瞒过皇太极？

早在三月十三日，后金议和使臣到来不过两天，毛文龙及时发塘：“本月十一日，有降奴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鹿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张，求款文书一封到卑职，声说我达子家小重大，往西实忧马法捣后，几番眼见得兵马害我，急忙追赶，又不知藏在那个山湾岭角。今特来求马法，听凭分付”。（《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

四月二十八日，毛文龙得知科廓等人前来镇江，又发塘称：“职即将计就计，随差马秀才回去，要大海及奴子合干等来说，方信真情。大海乃奴得力中军，行兵作事，无不出其调度。职意得此大海，断送奴贼一臂。奴亦不肯放来，仍差马秀才送职貂皮、玄狐皮、囤子各一件，人参十斤，大白马二匹，金鞍二副，求职听允等情”。（《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塘报》）

五月初一日，毛文龙发塘：“又据复州参将刘可绅报称：‘汗王并八家达子，说称毛都督肯与我和，虽难凭信，今且要修路盖房，去迎他看’等因。卑职看据节报情形相同，初许讲和，放还来达，诱彼要人。奴亦怀疑，仍遣四达东来，卑职已绑押上船解京讫。奴子尚未知的耗，修路盖房，迎接卑职，是假意实做”。（《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五月初一日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