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六日，毛文龙决定俘解金使，并上奏：
“新奴子有合于者，又有都堂大海者，俱素通文义，智勇双绝，奴倚为腹心。臣思姑与议款而诱其来，随遣马秀才等还。臣于是时望大海来，孰知奴亦重疑臣计，第仍遣马秀才等五人来谆谅密语，且钻刀立誓，而复馈臣以鞍马参貂等物，愿以来使为质，俟事成放还。夫奴最狂逆，而一求款于臣，此奴之巧，而臣固已窥之深矣！
因借其愚臣者还以愚彼，而率不能售，是奴之不肯顷刻忘臣，犹臣之不肯顷刻忘奴，一着输赢，间不容发……其来词固多卑顺，然其狂悖处大不堪闻，臣安敢冒昧进呈御览。第恐无据，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应否呈览，辅臣当自有酌量也。
其马秀才，在奴中杀掠辽民甚众，岛中人民见者，靡不切齿，甫就缚出辖门，而众已寸彎其肉矣。今止将夷目可可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其馈臣物件，除白马二匹，功赏官丁外，有嵌金马鞍二副，玄狐、岛貂、囤子各一件，人参十斤，并前貂皮十四张，逐一解进御前，仰祈陈俘告庙，用昭国法。臣非敢侈以为功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通过对毛文龙塘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崇祯元年春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议和往来，其实不过是毛文龙的诱骗之计罢了。
如果毛文龙此时真的蓄意叛降，是因为被黄中色发觉才不得不解送金使以消除明廷怀疑，那么如何解释毛文龙屡屡将议和之事及时地上奏明廷呢？
应该说，毛文龙采取诱和这样的手段是有其目的的。
新皇即位，阉党失势，弹章累累，毛文龙迫切地需要立功來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此时的敌后战场已经完全被后金所压制，袭扰不成，招纳辽民不成，毛文龙根本无法在战斗中立下殊勋，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觅得功劳。
毛文龙知道后金有意议和，决定以此设计，主动向后金投以和好的橄榄枝，诱骗后金国内的重要人物来岛议和，一边向朝廷汇报后金慑威求款，证明自己是“敌国之所畏”，“奴于毛帅已极恭谨”，即后金千方百计拉拢的对象，一边将来使绑献朝廷，宣扬自己的设计愚敌之功，并表明自己“不肯顷刻忘奴”。（《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五月初一塘报》）
毛文龙的这个一石二鸟之计，其实质就是一种自重自固之术，一方面宣示自己举足轻重的抗金地位，潜台词是希望朝廷重视自己，否则将有倒戈之事，另一方面，藉以回击朝廷上的反对者。
为了防止叛降的辽人马秀才（辽人通汉语）被解后向明廷拆穿他的谎言，就以民怨为由斩杀马秀才。为了证明自己绝非说诳，又将后金求款书信上呈，并俘解后金使臣，进献议和馈礼。
不料，毛文龙的这一伎俩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明廷反倒认为这是藉敌自重的要挟。
由于崇祯元年八月擅自拥兵入登莱，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上弹劾毛文龙罪状的章奏越来越猛烈，毛文龙与明廷的关系趋于恶化。失去了朝廷的支持，毛文龙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预留后路，以保住、扩大这十年来既得的富贵荣华。
科廓逾期不返，皇太极遣人来鸭绿江边询问消息。
据《乱中杂录》记载，五月二十日，“胡人二十余骑来到中江，呼人甚急，即令通事崔莫同往问起由，则出给汗书、使臣修启，仍留待江边”，“胡将各投老世略问曲虎消息，答以前月二十五日过去后，再未闻知云，则唯唯而止”。
毛文龙一边绑献后金使臣，一边又怕皇太极起猜疑，遣人致信声称议和事遭到黄中色怀疑本欲于五月十六日遣还使臣三人，但是登州又将派道臣来岛，故暂停发使：
“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戚、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起此事，惟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覆”。（《满文老档·太宗朝》）
过段时间，科廓被囚献之事传闻于后金。
皇太极对毛文龙这种诱骗一二使臣的下三滥伎俩非常愤怒，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崇祯元年八月，后金兵因为使臣仲男滞期不返，后金兵到中江越边，投递皇太极国书，要求朝鲜借船于后金，以便攻取东江诸岛。可见，此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但是，该年九月，毛文龙又遣使臣都司苏万良前往后金议和。
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都督标下都司苏万良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円，得达沈阳，持汗书回书出来事”，又载“铁山府使书目，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国汗书，由昌城之路出来，本月初九日子时，到本府事”。
《乱中杂录》则载“义州报。毛营都司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汗书由昌城出来，问其事情，则与都司金成贤、刘万仁等兵丁三十二名，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日到沈阳”。
十八日，皇太极召见毛文龙遣使，使臣呈上毛文龙书信。
《满文老档·太宗朝》载毛文龙来书，该信未有写作时间，但据信中遣人入京庇护科廓的说法，则信当作于崇祯元年八月或九月
因为据《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壬午载，“东江总兵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即七月二十三日事。
信中又称有女真平民八人逃来岛中，据《乱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六月，“平监书目。真鞑二名，胡女四名，假鞑一名，唐差一名，押领入椴岛”，应指此事。
故可判断苏万良所持书信应即该书，信中解释科廓被执之故，又提出愿意与皇太极两路出兵，一同攻明：
“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满文老档·太宗朝》）
皇太极对使臣说：“前去信使曲虎等四人，何至今不送？杀马通事官何也？”
刘万仁答：“海途险远，那边陆路万余里，还来迅速未能详知。杀译事，信使出去时，杀汉四十余，枉害人物，罪在通官，故杀之”。
皇太极扣留金成贤等十六名作为人质，让苏万良等人带着回信返回皮岛。
该信载于《史料丛刊初编》，中云：
“前者将军差官执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罢兵，共享太平’。即差人去，不意竟不发回原人，一似势力所得。复另差人持书，又是别话，何也？
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真德行。势力所得，是乃真英雄。若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收到皇太极这充满质疑的回信后，十一月中旬毛文龙又作答书，派守备柳得带往。
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一月二十一円载，“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守备柳得率家丁十六名，真鞑一名，十五日过本府向昌城事”，“铁山府使书目，柳得持金书回答，由昌城渡江。入往沈阳事。”
此外，《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一月丁丑载，“都督毛文龙遣使通书于奴贼”。
同卷十二月丁亥载“是时，毛、胡两差称以修好，由昌城往来沈阳者相望于道。有义兵将智得男家在剑山下，真鞑二人与毛差偕往其家。得男问其由于毛差，答云：‘虏中或以为更欲东抢，或以为既与相好，今又与毛将媾和，何必再犯？’汗书既至于毛将，故毛将答以‘汗既与朝鲜相好，又复与我媾和，我何必难之？将奏闻皇朝。但今已冬深，待汗军还巢，辽民各寻旧居，不亦善乎？’得男以此告于平安兵使尹璁，璁乃驰启曰：“近观毛营举措，未知前头有何事也云”。
《乱中杂录》则记载“二十日，守陴及唐人二十名出自椴岛，还向沈阳。目见真鞑去时悬鹤百结，今来并着裘帛，因问往来情形，答曰：‘汗书与毛将军请和之意，答书之意，汗既与朝鲜相和，今又与我请和，我将奏知皇朝，得实回答。但今已冬深，各寻其地似难矣。汗如真请和好，则待春暖，汗军卷还本巢，辽地永矿，辽人尽还旧基，然后我当以此意奏知皇上矣。汗之实情，回答审详云云。厚待来鞑，各给新件裘帛衣裳，且与物货，偕带俺等，复送沈阳云’”。
毛文龙既厚待来使，又供应物货，其讨好皇太极之意不言自明。
但是所派使臣却谎称，皇太极有意讲和，毛文龙提出讲和的条件是后金要归还辽东。
据《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十二月，朝鲜译官李贤男问毛文龙“近日奴中信使络绎，缘何事乎”，毛文龙的回答是‘‘刘海妻子率来事往来”。
毛文龙及其使臣这种低劣的慌言当然骗不了朝鲜人，故朝鲜人认为“近察毛营事状，极其测，未知前头有何举措。称以和事，往事網缪，只听渠等孟浪之说，诚未得其实状”，也就是说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朝鲜人的怀疑是很正确的，毛文龙在信中示科廓被执不关己事，愿意与皇太极共谋携手攻明的大事，请求遣人前来密商：
“毛文龙再拜致书，至于前遣官赍书议和一事，我曾有言，自今始议，我皆一一承认，凡事我皆承当等语。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來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今将阔科未能送还，空口无凭，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心意，本欲与汗及诸贝勒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圣汗与诸贝勒转战四方，欲何时可成大事乎？皆尔等胸无计谋故耳。
我与汗及诸贝勒共议国家大事，则同享幸福，名垂万世。但不知汗与诸贝勒信否？倘纳我言，这遣人密商，此言无稍虚伪。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好汉作事，向与常人异，大事成之后方见善心。书不尽言。”（《满文老档·太宗朝》）
皇太极的回信史籍无载。
但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铁山府目报：“都督差人一名，胡人一名，往向胡地事”。
可见十二月时毛文龙又有遣使答书。
但是不管毛文龙如何以协力攻明的美好前景来吸引皇太极，皇太极对毛文龙的猜疑之心始终存在。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载，后金使臣英俄尔仿出使朝鲜，与朝鲜人朴璇密语：“前者三侍郎问及与毛将相通之事，而来时不禀于汗，而卒然问之。我国法令甚严，两差在座，不敢以实对矣。贵国既以诚信相待，何敢有隐？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如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战我，我欲战彼”。
由此可见其猜忌之深，皇太极又派兵袭杀蛇浦屯种的毛兵。
此役毛文龙发塘称“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
为了此事，崇祯二年三月，毛文龙致书皇太极以示抗议：
“阅汗来书，甚感不解。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之处，我岂能不知乎？况议和之事，乃两国所愿，于两地有益之事，尔若不愿，则亦已耳！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讲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诚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
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哨卒近百人。一面议和好密事，一面频攻铁山，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贤人未有似此特力妄行者，良可惊也。
我虽庸才寡术，然居心纯正，毫无诳诈之心念，背天理之行。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民人之耳目耶？
《论语》载‘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不曾闻之乎？本欲遣人观察尔愿和与否之情形，若不愿和，则各思深远之计。今阅来书，人之从善从恶，唯在于天，不在于人也。
惜哉，先前致书所提之事，未有一次相报，而以巧言相欺，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今我同尔说千道万，无一用巧威胁之词。今尔因一阔科而疑我，何其无智乃尔！
为此一人徒劳往返，实无济于事。倘能与我同心创建万代不朽之业，何如？今我听命于尔，然尔不肯，设尔进退维谷，听命于我，我岂肯乎？宜熟计之也。尔若以我言为是，即下决心，明白赐书，从速遣之，观尔如何行事，我再答复。
否则尽杀所遣之人，方足汗嗜杀之心乎？我前着致书云之，‘以后再不可差大人来，南官及南人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满文老档·太宗朝》）
同时王子登来书则为毛文龙解送科廓事作辩护，声明愿意与投岛不久的刘兴祚一道为皇太极办事，希望皇太极遣人致书前来商议：
“汗若欲成大事，近期速遣人致书前来，渐渐熟悉谦让，能与毛文龙同为一家，则孰非尔所有，况去使及逃来诸申乎……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有慊于心，欲往登北岸。
不料内有一人与毛都督面议：我先执镇江地方佟游击解送，今执牛录额真阔科解送朝廷，又未能仰副汗意，即忽然前往，岂容进耶？
毛都督曰：‘所言良是，我将遣人往观汗意如何’，遂遣人往之。
孰料前往之人被羁留。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乃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副将之所以竭力尽言者，盖念先汗宥思恤养之深恩也。
今虽遁走，而汗不使副将之户口离散。将阔科解送朝廷，反将副将之妻子，待以不死而生养之，种种深恩，何日得报。故舍身为汗，不避生死，而竭力勉为。唯天鉴之。
又去岁八月，刘副将来岛告称‘汗及诸贝勒待我不善，不问事之真伪，即行绑架，心中稍存怨恨’等语。
十月，刘副将之诸弟至岛告称，汗与诸贝勒以礼待之等语。如今刘副将喜极，毛总爷心亦喜悦，升刘副将为外八营副将。汗复遗副将书中，可令刘副将“尔在彼为我做事”。
乞请于汗，多道善言。可妥缝去人衣内，以寄于我，我密交于彼，共同作事，复得一臂之力也。汗若怀疑副将，公遣人又怕有事，则可暗地遣人来，副将此言之虚实即可知也。汗若错过此机，则千载难逢矣”。（《满文老档·太宗朝》）
使臣差去不久，毛文龙又遣俘虎的后金士兵十头库带着示好的礼物以致书皇太极：
“不佞近与足下通此大事，已经三次，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说负天之盟，即常言亦不为，故不待详审，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固不在我也。
第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信字要紧，人而无信，不其虽生犹死乎？况拏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没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
我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达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远之大妙。激想此事，屡做屡败，非我与你德不深，诚不至之谓也。
实我与你缘薄分浅，无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奈何？
不佞正嗟叹间，忽解到不言兔牛录真夷一名，名十头库。口称：‘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拏他来了’。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
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你漫说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意真无妄。
你思想了看，我若不是实心拏着这个大事与你往来，为着何意？还是哄你城池来不成？还是哄你王子來不成？把可可事，且当做我哄的罢么？未有一遭你受哄，而再遭又受哄乎？设如斯而不揣摸，我终不能剖白矣。
倘若翻然惺悟，顿改昔非。莫若汗王与四大王，对去人含刀暗盟，或令一心腹汉人来，验我真假，或心服西夷亦可，勿令金人复来，外一不测差错，你又道我是个谎了。
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
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先去的刘得库口内是实。再恳谨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废，何如？差去十头库，还叫同我的人回来说话”。
通过对来往书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崇祯元年冬至崇祯二年春，毛文龙背着明廷与后金往来，当时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议和息兵，而是联手攻明的问题。
由于科廓被执之事，皇太极对毛文龙欺诈的伎俩猜忌很深，虽然毛文龙屡屡狡辩科廓被执之故，声称自己是如何如何有信义之人，但是皇太极明白对于毛文龙这种背信弃义之徒，他所说的话绝对不可轻信。
所以，尽管毛文龙屡屡声明欲与皇太极共谋大事、携手灭明，可是皇太极始终坚持毛文龙遣还逃入皮岛的女真平民，并要求其率部登北岸来降，否则不论毛文龙遣几次使臣，都要将他们通通格杀。
皇太极的意图就是要求毛文龙归降，而不是任其成为与自己分庭礼抗的独立势力。
而骄恣悼傲的毛文龙，已经自成势力，割据一方，他绝对不肯轻易屈为人臣，受人节制。
他曾对朝鲜译官张礼忠说“胡贼欲以渠为刘豫”，言下之意是根本不屑当刘豫。
他与皇太极来往目的是借助后金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势力，在与明廷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预谋后路，所以他认为皇太极的要求太过，既不愿意遣回女真平民，也不愿率部登岸而降。
正如鲜臣郑忠信所说，“毛将之与虎相通，为后日地者，果似分明”，又说“毛将之心，凡三变，魏忠贤当权时，自结忠贤，及新皇帝即位，欲为自全之计，潜通于虑”。
说毛文龙的做法是“为保全自己的势力与后金联手，利用其军事力量，企图摧毁敌对势力”，是极为精当的。
在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中，毛文龙的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表现得淋璃尽致。
他一边遣使欲与皇太极合作，一边却在信中称皇太极“胸无计谋”、“何其无智乃尔”、“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你到底是达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
毛文龙的信中弥漫悖傲、轻蔑、谩骂的语气，这哪有蓄意归降的形迹？
无怪乎孟森说：“其词气据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皇太极也觉得毛文龙其人“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也就是说，当时皇太极本人也不认为毛文龙会轻易归降。就是在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仍然在向明廷汇报自己的愚敌之能：
“解据远哨拨夜带回来乡胡四等口称：系敌孤山名下跟役，在营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与毛都督请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礼讲起，又不依。反将我人解送赴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
爱塔杀死我人二千余名，又带我部落四百名、马四百余匹、盔甲、器械全全拐去。这样哄我，实不甘心。又屡次被他袭杀，吃了大亏。我们今好乘他无粮，正好起兵，捉拿他去，好也出我们被多次哄的气”
这样的说法其意在于欺瞒朝廷，宣示自己的重要性，所谓“据此推照，职之设镇东江也，实扼敌之咽喉，而不得大肆其狠贪之愿，是以忘战无奈，屡次遣人持书请和于职。职亦遗书遏彼，一面坚修战备，亟图恢复”。
毛文龙就是这样凭借东江悬居海外的特殊地位，居奇于明朝和后金之间以自重，其意图就是要保住并扩大既得的利益。
对于毛文龙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人，他的首选是保存自己的势力，除非他与明廷的关系己经彻底破裂，否则他绝不会轻易归降后金。
即使到了毛文龙与后金频繁接触的崇祯二年春，朝鲜人仍称“天下事虽不可预度，而似无朝夕必叛之形。既据岛中，得专通货，安享富贵，拟于王者。彼若来侵我国，则实出于失计，岂肯为之乎”，又说“毛之本心只在富贵，据守岛中，似无他虑矣”。
此后，崇祯二年二月，皇太极派兵袭杀蛇浦下陆屯种的毛兵、辽民，毛文龙与皇太极的矛盾又有所加深，这使得本来处于讨价还价的商洽事濒临流产，可以说当时叛降的条件是明显不成熟的。
如果毛文龙没被袁崇焕斩杀，可以预想他这种游离于明金之间的做法仍然会继续下去。
袁崇焕对毛文龙与后金的往来早有所知，斩帅后他移咨鲜王，称毛文龙“要挟无己，居奇货于东奴”，这短短的十个字可以说极为贴切地点出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本质。
毛文龙另立门户，或者叛降后金之事，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且来往之际又多有欺诈和玩弄手段的成分。
说毛文龙蓄意投降后金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书信并不一定就是谋叛的铁证。
不过毛文龙抗金的立场有所动摇，暗地里将东江军民作为谋求私利的筹码与皇太极作交易，则是客观的事实。
这正是刘兴祚所说“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的蕴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