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台下群情激愤的村民，陈至生有点错愕，他没想到自己一句路灯亮不亮会引来山崩海啸般的浪潮。

郭书记眼见村民们像被传染了一样，个个控诉自己不公平的遭遇，他明白了作为农民他们谨慎而又从众。多年来他们把内心的感受压抑在内心最深处，他们在村庄里，在村委会都谨言慎行，深怕被人抓到把柄。

而今天全村聚会是个极好的机会，全场只要有一人挑头，其他村民都会跟上附和，表达自己的不满。

郭书记到盖士村来的这大半年里，通过走访调查也知道一些盖士村的故事。

全村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十多年前的卖地分钱，集体和农户四六开，一亩地6万块，集体留2万4，村民得3万6。

有的家庭人多地多的卖十几亩地就有几十万的收入，有的家庭人少地少，或者土地不在征收范围内就少收入和没有收入。

集体留下的四成又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将这四成的钱按户籍人口，也就是通俗的按户口，每人分3000元，但是有以下几类人是没有的：

一是上大学户口迁走的学生没有。

二是本村姑娘嫁人留在娘家后，生了小孩户口落在盖士村的，只有母亲有钱分，小孩没有钱分。

三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买户籍到盖士村的人没有。

就是因为这个分钱的土政策造成了盖士村社会关系的大割裂。

更致命的是盖士村出了一位大官，郑则平是这位大官的亲戚，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郑则平一直担任盖士村大队的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年，而恰恰近二十年来盖士村的衰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八十年代的盖士村是南乡县的白菜心，九十年代中后期盖士村迅速衰落，当时郑则平给盖士村报了“小康村”导致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几年里无论是扶贫项目、旧村改造、移民搬迁、产业扶贫都无缘于盖士村。

最近十来年周边村子通过国家扶贫政策扶持，通过村村通、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村容村貌大大改善，建设美丽乡村使的远乡深山里的农村都有广场，有路灯和下水道，全村路面水泥硬化，基础设施完善。

相反盖士村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样子，出了农户自己新修的房子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郭书记把陈至生和柳勋叫到一边，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商量后面的会怎么开？

陈至生和柳勋的意见是赶紧开席吃饭，吃完了就散伙，村里这些人不识大体，没参加这种大型活动，到时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就麻烦。

郭书记提议召开现场的村委会会议，由各位村委委员和队长，村民代表商议表决。

就在老院子大院坝大榆树底下，盖士村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盖法侯作为特邀参会者也在一边旁听。

与会者商讨现在的情况怎么办，是开席吃饭吃完散伙还是继续由村民发表意见。

“让大家伙说吧，把这几十年的委屈都说出来，就像土改时期的诉苦大会一样，群众有苦说不出，积怨会越来越深”

盖法候是这个村子里自解放后第一任大队书记，他的人生可以说是一部历史，老人家经历了历次运动，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在现在这些干部面前毋庸置疑的是绝对的前辈。

郭书记也支持盖法侯的意见，与其逃避，不如面对，始终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与其充耳不闻，推脱他人，不如去了解，调研，取证。

其他村干部商量了一下，担心盖士村的事情说起来就没完，更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乘机起哄，误导群众。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我们平时都在讲这两力两率，这正是验证我们村委党组织的能力的时刻。”

郭书记的讲话给大家吃了定心丸，根据安排各生产小队小队长，各生产小队村民代表，各生产小队党员组织各生产小队社员进行分组讨论，然后把村民集中反应的问题统计后上交。

每个生产小队推选出两三名代表上台诉苦，各队要把握好方向，反应问题对事不对人，诉苦诉事不诉人。对大家的苦要从根源上认识，而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批判。

诉苦过程和方式要注意方法，不能只说自家苦，要讲大家的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要从根子上讲为什么苦？

讲话可以大声，可以有情绪在里面，但是不准骂人，不准说脏话，更不准人生攻击。

各队按照部署，十几人分成几个小组，就围在篝火边上商量，这些年来谁家不容易，谁家过的苦，为什么会过的苦？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苦？

各队把统计结果交到村支书陈至生手上，有的村民认为他的级别太低，要交到郭书记手里才做数，郭书记叫大学生村官小周把材料收到档案袋里，拿回村委会上集体学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