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王延禀率全州将士进攻福州，结果兵败被王延钧斩首，那些留在建州的官吏生怕受到牵连，躲的躲，逃的逃，基本上都跑得没影了，刺史府没人交接军政事务，就只能让辖内五个县的官吏来。

自王政赴任建州刺史伊始，他便早早地按翁承赞的意思，把文书发往辖内的建安、建阳、将乐、邵武和浦城等五个县，请各县有官职的人统统都来刺史府交接事务。可转眼几天时间过去了，只有刺史府驻地建安县的主簿来了，其他四个县的文书有去无回，好像是石头一般沉进了大海。

在这紧急关头，王政的随从先生翁承赞却病了，也许是因为旅途辛劳，也可能是年纪大了，翁老现在只能卧病在床。在病榻前，翁老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潘承祐替他辅佐王政，出任州长史一职，并嘱咐王政，说道：

“你要善待建州各县当地的官吏，没有他们，别说什么霸业，可能连这一州之地都不能立足。州、县官员都是亲民之官，一方面要负责刑狱治安，征敛赋役，另一方面要宣扬德化、劝课农桑，务知百姓之疾苦。各县每年造一次计帐，必须把每年征税的数目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录事参军一职必须由原先的官吏担任，一来我们本就缺人手，势单力薄，二来建州百姓认识他们，办事事半功倍。还有州司马一职，可由四位将领中的老将包洪实担任。其他任命事宜，你和潘承祐商议即可。”

根据唐朝州县官制，王政的官职是从三品的上州刺史，其下佐官有从四品下的别驾一人，从五品上的长史一人，从五品下的司马一人，从七品上的录事参军一人，从九品下的录事两人，此外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参军各一人，皆从七品下，又有市令、丞、文学、医学博士等。

别驾、长史、司马称为“上佐”，唐制规定，凡刺史缺员或为亲王兼领时，上佐可代行州事。上佐并无具体职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亲实务，多用以优待或安置闲散官员。诸曹参军分掌各州府的军政、财政、刑法、农田以及户粮诸事务，称为“判司”，诸曹“判司”由各州录事参军事统辖。

县的长官不分大小统称令，佐官有县丞、主簿、县尉等。县令统管一县所有军政事务，亲自处理刑狱。县丞为之副，县尉分判众曹，催征租赋，主簿掌文书簿计。此外，还有七曹佐官，是应州府七曹而设，因事务不多，一般不常设。

面对五个县的官吏空缺问题，王政请教潘承祐该如何处理，潘承祐示意从那个建安县主簿入手。建安县主簿叫杨思恭，王政按潘承祐的建议，叫人把杨思恭请来问话。据杨思恭提供内情，说是其他四个县的情况和建安县一样，县令都跑了。剩下一两个管杂事的，都怕上面怪罪，不敢露面，除非刺史大人写一道赦免文书。

王政心想，这些小官小吏还真是滑头，差点小看他们了。若不是从西岩山章仔钧将军那儿借来了五千兵卒，兴许还管不住他们了。强行遏制内心的火气之后，王政转而问建安县主簿杨思恭，道：

“别人都躲着不敢来，生怕我是奉命来算旧账杀你们的，你也没有赦免文书，怎么就敢来？”

“建安县就在大人的眼皮底下，小的想躲也没法躲，何况当初，我本就是反对出兵福州的，我对闽王殿下的忠心，天地为证日月可鉴。”杨思恭嘴上说得麻利，但掩盖不了的心慌和心虚。

王政吓唬道：“我的王兄可不是天地日月，他可不一定相信你的话，你就不怕王兄授命我将你们格杀勿论？”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我知道大人受命于闽王殿下，可我若不先来，只怕这份头功就让别人给抢去了。还大人明鉴！小的日后定当为大人效犬马之劳，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