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承祐学习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厌倦打战，也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潘承祐分析道：“百姓厌恶劳苦忧患，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养繁衍。”因此，潘承祐建议按士农工商进行分业，倾力发展工商业，吸引各地商贾涌入闽地经商。

据管仲留下的《管子》一书所说，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思迁，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按照这一分类的要点，潘承祐想把建州百姓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当然，潘承祐不可能直接按照建州五县来划分这个聚居区，那样不仅劳师动众，而且在这样一个战乱时期，还容易导致其他三个州的兵力空虚。因而正确的划分应该是在五个县的内部，各县分别分成四个专业聚居区。这样一来，每个县都是平等的竞争，在各方面都有完备的功能。

然而，若是大力发展工商业，潘承祐也表达了另一方面的忧虑。因为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文武百官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但潘承祐思虑一番后，还是坚持要学习管仲将四民并列。潘承祐认为，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兵力的最佳途径。

于是，潘承祐凑请王政批准，在建州推行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变革，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誓要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和潘承祐的重商主义不同，杨思恭表达的另外一种想法，恰好是偏向重农主义。杨思恭的心里似乎十分清楚，王政要的就是天下一统的霸业，而商鞅的重农主义显然更适合称霸。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渴望着天下一统。为了兼并其他各州各国，建州必须在武力方面先强大起来。杨思恭是个急功近利之徒，知道王政的霸业雄心，于是投其所好，伺机抢得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