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有利于刘备向南扩张实力的。

但是这必须要跨过一个道德问题——刘备先是跟随公孙瓒，然后转属陶谦，都与袁绍敌对，现在形势改变，就抛弃自己原本阵营的盟友，向原来的敌人示好，显得有些太不地道了。

这个时候，自然就要有人站出来，打消刘备的心理顾虑，让这个阵营的转换变得理所当然，无可指摘——至少也要是无可厚非。

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早已经树立起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形象的王翊更合适了。

王翊用很惊讶的语气，道：“明公是要做非常之事的人，怎么会有如此迂腐的想法呢？”

刘备于是问道：“子弼何出此言？”

王翊正色道：“先秦诸侯征战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一切都随波逐流，没有人因此而非议他们，认为他们不讲信义。如今天下的格局，天子被奸佞所挟持，州郡被枭雄所分割，局势和当初诸侯相争的时候有什么分别呢？明公掌控着两州的土地，拥有十几万士兵，这是作为霸主的资本，足以削平天下，改易时局，岂能被时局所限制住？明公应该运用时势，为己方的发展谋取时机，而不是一味坚持道义，使得我们腹背受敌啊！”

这可不就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法家权势思想吗，但是汉朝治国有“儒皮法骨”之称，所以在场众人也没有对王翊的言论有什么反感之处，相反，还颇为赞同。

陈登赞同道：“王君之言极是。术势虽衰，犹有人口近百万，甲兵多而器械足，不可过于小视。如果我军难进，袁术坚守，一旦旷日持久，则唯恐北方有变，大事遂崩。明公不宜在征袁术之时与袁绍为敌。”

说白了，重视道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重视面子，刘备确实有些拉不下这个转投阵营的面子，但是王翊和陈登这么一劝，他顿时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想到这里，刘备又问道：“既然这是时势所迫，那便照此办理，只是公孙将军那里如何分说？”

“此事易尔”，这次是鲁肃开口了，“明公可以在遣使致书袁绍的同时，派人先将此事报知公孙将军，就说明公的本意是表面结好袁绍，实则寻机北进，并将此前使君派藏宣高、孙仲台入泰山之事告知公孙将军。”

“嗯……”刘备点了点头，又道：“假使公孙将军仍然不满，却将这些事情泄露给袁本初，那我们岂不是既不能结好袁绍，又结怨于公孙吗？”

说到底，刘备对公孙瓒这老同学已经不怎么信任了，尤其是他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杀了刘虞之后。连刘虞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可能一个冲动就做出来了。

还是王翊站出来，道：“明公不必为此担忧。目下公孙将军在幽州四面皆敌，正是需要明公援助的时候，不会与明公轻易决裂的。所以我预料公孙将军不但不会责怪使君，反而会遣使拉拢使君，以求外援。”

话已至此，刘备也放下心中疑虑，令陈登起草给袁绍的书信。

陈登展开布帛，挥笔写道：“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

大意就是：上天把灾祸降到了徐州，州牧病死，百姓没有依靠，我们担心奸雄一旦乘这个机会作乱，就会给盟主您的大好势头给搞没了，所以我们徐州的吏民共同尊奉原来的平原相刘备府君作为徐州之主，使百姓知有所归，（本来应该亲自来向您致意，但是）如今到处都是盗寇，我们忙于作战，所以只能派遣一个小吏来向盟主您报告。

这封信有条有理，不卑不亢，刘备看完，非常满意，指示不用修改，让陈登安排可靠的人送去给袁绍。

总地来说，这封信在表示和袁绍结好、承认他为关东盟主的同时，又暗含警告之意：奸雄（袁术、曹操）还没有被消灭，您虽然如日中天，但是也不是没有敌人，而我们徐州人虽然屡次遭逢战乱，所以我们兵不卸甲，严阵以待，要打仗，我们是不怕的。

现在还没有人对刘备的真正实力有全面的认识，这对刘备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做到闷声发大财。出头的椽子先烂，争夺天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低调发育才是上策。

如果袁绍知道，刘备如今拥兵十余万，地连二州，而且上下一心，人才济济，已经积极准备对外扩张，只怕就要睡不好觉了。

王翊大概知道，留给刘备的时间并不多，今年春天，关中就开始大乱，秋天天子东归，那个时候，刘备必须能够抽出一定的兵力去采取行动——无论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别的其他策略，总之不能无动于衷。

刘备征淮南的行动可能会完全拖住孙策渡江攻略江东的步伐，为未来减少一个强大的敌人，但是也有可能面临孙策和袁术的并力对抗——如果这样，形势就不可预测了。

还有，吕布完全不是曹操的对手，若是吕布被灭，南方还没有肃清，那时的局面，王翊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

想到这里，他也只能安慰自己，就算是那样，也比留在青州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