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庭，孩子可能更亲近妈妈，可是在花姐家，圆圆喜欢爸爸远远多过喜欢妈妈。

辞职回家之后，大黄把原来花婶的房间收拾了出来，拾掇成了一个木雕工作室。往后，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在这小小的工作室里度过的。圆圆也喜欢待在这里，她喜欢看爸爸聚精会神雕木头的样子。但大黄并不总让她如意，圆圆有作业要写，而工作室的光线并不好，圆圆总被赶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

她总是想方设法进来“骚扰”爸爸，一会儿给他端杯水来，一会儿塞一块糖果进他的嘴里。

时间步履不停，圆圆一天天长大，岁月的痕迹也逐渐爬上了大黄的面孔。长期的伏案工作还带给了他顽固的颈椎和肩周问题，以至于他总得时不时用长满厚厚老茧的手捶捶这里、敲敲那里，而他的贴心的小棉袄也会尽己所能地帮爸爸缓解疼痛。

一眨眼，圆圆小学毕业了。

在去哪所中学就读的问题上，花姐和大黄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作为一个经过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的手工艺者，大黄并不迷信文化程度。在他辗转各个行业只为讨口饭吃的年代，他见过各式各样的活法，他丝毫不觉得无法出口成章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在他看来，做事情，一件一件，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做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文凭，又能说明什么呢？

实际上，涂大师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摆上了专门的柜子展示大黄的作品，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向那些求购者推销大黄——大黄已经是涂大师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是业界小有名气的新星了。大黄的成就，无疑最能证明“读书并非唯一的出路”。而且，圆圆喜欢木雕啊，她那么喜欢看大黄工作。大黄可以教她，未来让她继承衣钵，有什么不好呢？

大黄见过不少涂大师作品的求购者、追逐者。作为涂大师唯一的徒弟，他少不得被他们请去吃吃饭喝喝酒。这些活动，涂大师向来是不参加的，但大黄却是无法推托的。说心里话，他不喜欢他们。比起坐在山珍海味旁陪着笑，他觉得很多年前在小学的操场上清扫落叶，时不时帮孩子们把跑远了的足球踢回去，更快乐。

安安静静地坐在工作室里慢慢地精雕细琢，时间就像瀑布一样一眨眼就不见了。可是坐在觥筹交错的餐桌前，时间却仿佛不走了。在静止的时间里，还要调动脸上的肌肉做出笑的表情来，即使自己完全不明白在笑什么。

大黄对圆圆的希望，就是她能快快乐乐地成长。现在不要以后也不要，像他这样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再说点什么的话，那大概是一种关于职业的模糊界定。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必须要借助主观来评价好坏的工作，比如画画、比如搞音乐、比如写文章、还有他所从事的木雕工作——精美与卓越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对作品的评价是“好”还是“非常好”，要看有没有人追捧，所以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作者处世能力的影响。

但是世界上一定也有可以完全客观评价的工作。虽然大黄对别的领域知道得不多，但是，在他看来，比如说医生、工程师、设计师应该就是这样的行业。大黄希望圆圆长大以后能从事这样的工作，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必浪费精力在不必要的复杂关系上。

当然，职业的优先级远远低于圆圆的喜欢。只要是圆圆喜欢做的事情，爸爸都一概无条件支持。作为一个疼爱女儿的爸爸，最重要的是她开心。能自食其力、开开心心地活着，就够了。

花姐的想法，显然完全不同。她倒不介意女儿未来是成为画家、作家，还是设计师、建筑师，或者律师、医生、教授。这些都不是她在意的问题，她只在意一点——那就是圆圆要去上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以后的工作是坐办公室，是光鲜亮丽的，能让她脸上有光。

豇豆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这所中学曾经包容了花姐不上进的中学时代，而今却被花姐狠狠地盖上了“差学校”的戳。它确实不是什么好学校，很普通的、因为需要而不是因为理想而存在的公立学校，很按部就班的、懒懒散散的教职员工，它连个省重点都不是。

所以，当大黄说起让圆圆就近走读，吃住仍在家里的时候，花姐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按照花姐的话说“那鬼地方前门全是饭店，后门全是网吧，连个书店都没有”，“在那儿不学坏就怪了”（在这一点上，她自己倒是颇为“以身作则”）。花姐坚持要圆圆去冬瓜城的“省重点”就读，虽然那儿也不能初中直升高中，但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肯定要好得多。

“可是圆圆还太小，让她住校我不放心啊！”大黄忧心忡忡地说。

“那没办法，现在的孩子都得早早开始锻炼独立生活能力。”

“在家附近读完初中，高中再去城里住校不行吗？”

“不行！那时候就晚了，基础一旦落后，想追上去就难了。”

大黄被说得哑口无言，见他这样，花姐的口气也软了：“到时候我们可以经常去看她呀，周末也可以接她回家。实在不行的话，到学校附近租个房子陪读也行呀！”

花姐的话说得有理有据，而且斩钉截铁。以她一贯“一家之主”的作风来看，圆圆要离家“远征”这件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