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决定容易，实施起来却很复杂。

为了把圆圆弄进名校，花姐和大黄费了大力气。这个家庭已经家道中落太多年了，花姐的毛爸爸在世时的关系也早就指望不上了。而大黄的那些朋友尚还停留在赤裸裸的利益往来阶段，为了办成事，只好一趟一趟地跑，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托关系，用金钱搭建速效的办事通道。

花姐有残疾，一直以来都不喜欢抛头露面。大黄呢，虽然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但也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承担了主要工作。绝大多数时间，他们只是送出了礼品，再被像皮球一样踢给下一家，再送出去一份价值不菲的礼品。他们像被一层一层剥掉壳的竹笋，那些脆弱的壳是花姐一个饼一个饼、大黄一刀又一刀慢慢搭建起来的。

虽然道路曲折，但圆圆勉强得以在重点中学有了一个座位。

然而开学之后，他们才得知还有一个叫“学籍”的鬼东西，如果没有学籍，就只能算是“借读”，到时候还得回到学籍所在地去参加考试。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考个试——要是因为考试前辗转奔波影响了发挥，那就太不值当了。

大黄这一轮的奔波才刚刚结束，花姐又下达了最新的指示，无论如何都要搞定圆圆的学籍问题。而她唯一的战士，大黄，只能只身再次杀向迷雾遍布的征途。

等到学籍的问题也搞定了之后，花姐刚刚流下了欣慰的泪水，而一旁的大黄因为急于告诉花姐这个好消息而一口气跑回了家仍然在大口喘着粗气。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圆圆的班主任打来的，因为圆圆的单元小考一塌糊涂，所以班主任提出要和做父母的谈一谈。

花姐和大黄又赶紧往学校杀去，战战兢兢地敲开了教师办公室的门，一眼就瞥见自家的宝贝女儿坐在椅子上抽泣。大黄一个健步冲过去，就把宝贝女儿揽在怀里只顾着问“怎么了？怎么了？”，倒是花姐还记得去跟老师打个招呼。

新决定是陪读，马上开始找房子、租房子、搬家。花姐他们下手晚了，离学校近的只剩下特别贵的大房子，他们负担不起。只好找了个离学校远的小房子，委屈圆圆每天上学放学多走点路。

是花姐陪还是大黄陪，这又是新的问题。

最初决定是花姐，她的生意反正也是流动的，在哪里都能做。租的房子不远处就是个大的农贸市场，一整天都挤挤攘攘的，而且花姐去转了两圈，没谁买跟她一样的饼——算是个蓝海市场。刨去照顾圆圆饮食起居的精力，要是有闲工夫，她还能再找个学校门口摆摆摊，附近的小学校可不少。

其实，一开始大黄是毛遂自荐的，毕竟这么多年来女儿是他一手带大的，交给花姐他也不放心。但他的木雕工具、半成品和作品需要一整个工具间来装，租的那个小房子根本没法同时容纳他和圆圆两个。

为此，大黄只好退让了。这成全了花姐的私心——对于女儿和自己不亲，她不是没有感觉的。这番亲密相处，应该会使她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起来吧——她这样天真地想着。

所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花姐带着她的谋生工具们，放弃了熟识的路线、熟悉的老主顾们，为了女儿，杀上了新的旅程。她是能干的，也是吃得了苦的，“老字号”韭菜饼的香味也是经得起考验的，花姐逐渐在新的地方站稳了脚步。

圆圆的学习成绩也开始好转。小学时，数学是她的强项，在小升初的考试里拿了接近满分的成绩。可是，初中的第一次数学课的单元小考，她居然连及格线都没有通过。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一开始对她是很抱以期望的，于是马上联系了她爸妈。

花姐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女儿并非在“成绩提高”，而是“逐步发挥出了真实的水平”。对圆圆，她总是这么有信心，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圆圆都没让她真正失望过。

初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在80个学生的班级里，圆圆考到了第15名，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数学卷子最后有一道压轴题，全班只有3个同学答出来了，圆圆就是其中之一，她为此很是高兴。

但是，这些对于花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花姐已经在菜市场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在她旁边开店卖包子馒头的牛大六就有个女儿去年才参加了高考，因为一分之差第一志愿被撞档只好进了一个“破烂大学”。花姐可不愿意自己有朝一日像牛大六那样摇头晃脑地叹气。第15名？开什么玩笑？必须得是第1名！3个同学中的1个？那怎么够？必须得是唯一那个！

花姐发挥所长，把她听到的“素材”添油加醋之后“倾倒”给圆圆。可怜的圆圆，以前还有爸爸大黄给她遮点儿挡点儿、插科打诨岔开话题，现在就只能任由花姐的“人工降雨”砸在自己的小耳朵、小脑袋上。

初中低年级时，学校每周上五天半课，周一到周五，外加周六上午。每周有一天半时间放假，周日晚上要返校上课。这并不完整的一天半时间，就是圆圆最快乐的时间了。要么妈妈会带她回家，要么爸爸会来看她们俩。在久违的家里，或者在狭窄的出租屋里，一起吃一顿大餐，拱进爸爸的怀里撒撒娇，就是她的快乐了。

好不容易见到了大黄，花姐自然也会有许多的抱怨、许多的牢骚要倾吐，不过没关系，圆圆在自己的耳朵上安装了“选择性透过膜”，就当做听不见那些话好了。

就是这样，三口之家的关系实现了表面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