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蛊，亦为腹中虫也。

古人发现了便中有虫（实为寄生虫），便称之为毒虫，或依形状引申称之为蛇、蚕、蜈蚣之属，正是理所当然。

古人遇到治不了的怪病，往往藉由祭祀，祈天禳灾。

《秋官》有个庶氏，专门“掌除毒蛊”。

《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初伏在阴历六月暑热之期，正是寄生虫甚易传染的季节。

《正义》云：“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

可见先秦以及秦汉之际，蛊被认为是一种恶毒之气所造成，可以用祭狗等仪式来消除。

后来发展到以虫制毒蛊，原始民族狩猎捞鱼，常藉毒药之助。

毒之来源，取自植物者多，制自动物者少。

南蛮这一区域，毒矢与蘸毒的吹矢尤其流行，尤以吹矢著，但其毒药采自植物，偶然有用蛇毒的。

则其分布既狭，又不是制毒的主要成分。

但国中西南民族使用的毒矢毒弩，其毒药常有用毒虫研制的，这不只在南蛮，在九州来说也是不多见的例子。

另《风俗志图说·巫蛊败露》记载，我们知道国中的西南仲獞徭等族，古有合毒虫以炼毒药的技术；至少在獞人中，这又是项女子的行业。

这项技术早到何时，我们不敢断定；由于制毒方法与古籍所纪造蛊虫以害人的方法相近，也许可以早到汉唐。

汉人闻见苗人制毒的技术，想到自古已然，于西南尤烈的蛊疾之害，也许便产生苗人聚毒虫制药以巫惑人的说法，称苗人所制的虫毒为蛊，认为在西南所感染的蛊疾为苗巫放蛊所致。

这固然只是一种猜想，却可以解释汉人对于造蛊（以入饮食害人）的方法的说明，及苗人所作毒药之名蛊的由来。

还有关于巫蛊的传说，胜汉以后，汉人自苗疆带来了巫蛊的传说，并用此传说以传释古已有之的蛊疾。

巫蛊的传说是从苗疆传到中原，多付之野史笔记，其间自然经历不少变化，但下列的几种要素，常常是构成这传说的主要成分。

制蛊之人原为“妇人倮形披发夜祭”而制。

《南越笔记》皆记巫蛊为妇女保证赘婿归家如期返回之术，自是妇女的专利。

《滇南新语》亦云：“蜀中多畜蛊，以金蚕为最……货客入山，不戒，或为夷女所悦，当货毕言归，即私投饮食以食客。

女约来期，如约至，乃得解，逾期则蛊作腹裂皮出，如新剥者。”

此外各朝载籍亦多云“苗妇”。

巫蛊之巫常为妇人，恐怕即为西南民族的巫师常常是妇人的缘故。

巫多为女子巫，故巫蛊之巫亦为女巫，正是合理不过的推演。

《说文解字》对巫字的解释为“祝也。

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也就是说，巫就是向神祈祷的人。

女人能事奉无形奥秘的事物，能够用魅力歌舞使神灵降临现场。

你倒是说了半天，也没说出如何制蛊的方法来？

青明问道。

何以制蛊，《赤雅》所叙“五月五日聚诸虫豸之毒者，并置器内，自相吞食，最后独存者曰蛊，有蛇蛊、蜥蜴蛊、蜣螂蛊”，作蛊之法，与多数的记载相同。

蛊的种类除蛇、蜥蜴、蜣螂以外，又有《峒溪纤志》所记金蚕蛊与蜈蚣蛊。

其中金蚕蛊尤著，蛊虫神通广大，入夜能飞，熠熠有光。

主要的蛊，仍以蛇、蜈蚣及金蚕为著；其形状的特点，则都与腹内的寄生虫相似。之前已经说明南蛮民族有用毒虫制作毒药者，巫蛊传说中的蛊毒的制法与种类，或者就是由毒药之制作衍传而来的。

那他们到底出自何等居心呢？

青明见他照本宣科一大通，却有不切主题，只好提示性的问道。

她们施蛊目的多半是消解怨气。

前面所述苗女下蛊以保证汉商的爱情，倘商人不返身死，也是一种负心的报复。

“人有不快于已者”，或“利人财物，或与人有隙，或代人报怨”。

但也有时放蛊实为一种保护性的巫术，如“风山、东兰等县之獞族，连贺、八排之猺族，农物成熟，恐为窃贼所盗，常请蛊师放蛊……人有盗者，即立刻颠仆，或归后而病作”。

施蛊的方法则是极多，只是那巫女作蛊以后常施放以害人。

最常见之法是经由饮食，下在饭菜中的蛊，或是蛊虫本身。

也有用蛊虫之涎沫者，也有用蛊虫之粪便者。

但畜蛊之人，本事多端，害人时不一定用饮食。

近人刘介也说：“苗之蛊毒，至为可畏，其放蛊也，不必专用食物，凡嘘之以气，视之以目，皆能传其毒于人。

用食物者，蛊之下乘者也。”

这未免过于神乎其神了，除下于食物或“摩抚嘘视”以施毒于人而外，又有畜蛊以牟利之说，有说蛊能粪金银者，食男子者粪金，食女子者粪银。

有说蛊能暗助主人以骗行旅者，有说蛊能摄人生魂，役以盗财者，这些故事恐怕包括的巫术传说不一，超过巫蛊的中心范围以外了。

巫蛊施放的方法，总体似仍以经由饮食为主。

如前文所述，远足苗疆者，闻其巫术，睹其蛊毒，身患蛊疾，于是把这三种本无相关的事件，联索起来，成为对巫蛊的恐惧。

实际上也是封闭自我的一种原始方法，不让外面的世界进来惊扰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