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范仲淹选择远离庙堂，直到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赶紧把他召回了朝堂拜为右司谏。

这次外放并没有磨平范仲淹的棱角，他还是那个他。

后来仁宗要废后，宰相吕夷简也是双手赞同，就范仲淹觉得郭皇后虽有过错，但冒然废后有失国体，带着人就跪谏去了，结果又把自己谏去了睦洲。

等到他因为治水有功，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时，把开封治理的井井有条，大家都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这本是仕途的光明之路已开，但他又选择了坚持自己。

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朋党满朝，范仲淹上《百官图》，希望皇上能有所提防，却演变成了朋党之争，第三次被贬。

有人把他的三次被贬，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有人说他是博取名声，也有人劝他要谨言慎行，但如他的《灵乌赋》中所说，他的人生注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文人的战场上，范仲淹经常失败，但在武人的战场上，他没输过。

党项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并于三川口大败宋军，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到了范仲淹。

从范仲淹治军，就看的出来，他掌握了道，洞悉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凡事都能直指核心。

他认为西夏国小，所依仗的就是身体和速度，只要加大对边军的训练、选拔优秀的将领、构筑城池限制骑兵、坚壁清野取消关贸、发展营田保障粮草、笼络羌族断敌外援，在适当的时候打赢局部战争，边患自然就消解。

在他手上培养出了狄青、种世衡、郭逵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是宋朝难得的良将与良相并存的好时代。

在范仲淹手上吃瘪的李元昊学聪明了，不打了，向宋朝称臣求和。范仲淹也理所当然的回到朝堂，逐渐成为仁宗最有力的臂膀。

老老实实当官造福的可能只有自己和一小部分人，轰轰烈烈干事才是为天下任。

范仲淹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

后来又上书四策七事，简单的说就是想占国家和老百姓便宜的人难办了，国家和老百姓越来越获利了。

动了别人的利益，就会有人和你拼命，范仲淹的步子可能大了些，想和他拼命的人不少，以至于仁宗都只能放弃。

历来改革比改朝换代更难，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仲淹为天下，连自己都不在乎，难道还在乎他们拼命吗？居庙堂也好，在江湖也罢，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

改革没有失败的说法，只要做了，种子撒下，终究会有开花结果。

可能因为他算是当时最能打的文官，也可能是仁宗对他的信任和爱护，所以哪怕新政失败，范仲淹也没被一棍子敲死，而是又一次去了地方。

哪里有范仲淹，哪里就能安居乐业，正如《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一生都交给了这个时代，交给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人。

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为了避免范氏子弟和他一样沦落为改姓，购买了千亩良田，创办了“范氏义庄”，免费对范氏子弟提供口粮，并资助其婚丧嫁娶等用度，类似于现在一些家族的依托基金，这也是范氏家族兴盛八百年的秘密之一。

范仲淹的伟大还在于他明白了做官的道理，做官不能害怕得罪人，也不能只想着做好人。好人都自己做了，坏人留给谁做?皇帝吗？老百姓吗？

也许他死之前，突然就更理解了吕夷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