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司李仲昌又提出来一项新建议，导引黄河水北入六塔河，使黄河水流归横陇故道。

欧阳修当即上书驳议，他的《论修河第二状》指出贾、李二说都不足采用，认为除了当前不具备充分修河的条件之外，贾昌朝“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源”，李仲昌“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说”，并且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简单易行且持久：“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

然而，由于宰相文彦博、富弼支持李仲昌的主张，就在欧阳修出使契丹期间，仁宗下令兴工，一场人为的黄河水患开始酝酿爆发。

欧阳修返朝途中，见河北正集中民力开修六塔河，他焦虑万分，赶紧上奏《论修河第三状》，认为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陇故道，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最终倒霉的还是当地百姓。

他请求仁宗速罢六塔之役。

此外，又根据这次奉使往来河北实地调查的结果，提议治理黄河应以强堤固坝和不影响河道过水为原则。

可惜仁宗、富弼一意孤行，六塔河工程终于全面施工。

转过年来，四月，商胡决口堵塞，黄河水向北流入六塔河。由于六塔河河道狭窄，不能容纳河水流量，当天上，商胡重新决口，数千里河北大地顿时被河水吞噬，数百万河北百姓葬身洪波。在黄河祸患史上写下新的悲惨的一页。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欧阳修的先见之明。

京师大雨不止，洪水冲决城门，毁坏官衙民房，浸淹社稷坛，街市水波浩渺，人畜死亡不计其数。幸存者乘坐木筏露宿街头，老幼拥挤，狼狈不堪。至于黄河流域，洪流滚滚，吞噬着田野村落，平民百姓蒙受的苦难，更是难以形容。

六月二十九日，仁宗被迫颁发诏书，允许百官上书言事。

诏书中说道：

“本年的大雨降下灾祸，洪水泛滥成灾，殃及两岸百姓，都是朕的不智，此乃天意所谴责，朕命朝廷内外密封陈述时政缺失，不要有顾忌。”

在仁宗看来，雨水成灾，出自上天谴告，因此不得不下“罪己诏”，允许文武臣僚无所忌讳地批评朝政过失。

暴雨一直下到七月。

欧阳修家宅地势低洼，被洪水浸淹，几番仓皇迁徙，处境十分狼狈。他在写给朋友赵概的信中说道：

某为水所淹，仓皇中搬家来唐书局，又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还旧居，白日屋下，夜间上筏子露宿。人生之穷，一至于此！

此等天气异象非同小可，当是上天的警告，再不纠偏，恐怕以后的灾祸就不仅仅是水患而已了。

宰相文彦博、富弼等人连夜紧急商议，趁仁宗颁发罪己诏的忌讳，劝他确立皇储，以安抚天下人心。

由于事前没有与枢密院协商，枢密使王德用心怀不满，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将我这尊菩萨置于何地！”

有人把这话告诉欧阳修，欧阳修不以为然，说：“这个老衙官，他知道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