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迅速发展时期，本土知识阶层一直将其作为“西方之学”。

不过，出身鲜卑族的拓跋氏还有宇文氏，在中国的长安京洛阳京里叱责源自西域印度的佛教，是异教徒邪说，不能够相信。还是让儒学等诸子百家学说驻足围观，有的还顺手拣了本佛经道德经回家看：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再到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秦汉时期的皇帝施政脉络清晰：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鲜明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儒家的大一统，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促进思想领域的百家统一，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秦汉时期，文化传承，因此脉络清晰，汉武接秦皇，承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而来。而至堪比春秋战国的南北朝战乱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混乱也是其一，北魏北周遂有“二武灭佛”。老子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也是道教学派的创始人。

老子一生著书立说，后世影响深远，历朝历代都对他尊奉有加。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皇帝李渊封老子为始祖，并在老子故里大兴土木，建造宫阙殿字。

承接隋朝的佛法而兴，甚至南北朝时期的“二武灭佛，佛法普度”，僧道遂渐被诸子百家的文化阶层乃至普通民众所接纳，普及程度就像隋炀帝杨广时期下诏，诏天下科举：

甚至说，汉朝时皇帝就下诏天下“科举”。周代以“乡举里选”的方式，即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上贡到王的贤士，由王亲自考试，内容是射箭。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

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

东汉时为了避讳刘秀而改成“茂才”。隋唐时泛称一般读书应举者为秀才。

北魏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西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

在南朝齐时，秀才科的策试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五问（合格）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不及格四等，而不及格者“不合与第”，不予授官。这说明考试已经比过去严格得多。

南朝梁时，梁武帝在建康设立五经馆，考试及格就给官做。各地寒门士子纷纷投馆就学。其考试办法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已经明确提出了对寒门庶族子弟不论出身，随才录用的规定。

在北朝，北魏、北齐“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州县都设置中正，中书、集书、考功郎三个部门的官员分别考核秀才、贡士、廉良三类人。）

可见，北朝当时的考试办法已经分科别类的实行，并且监督考场，不合格的举人当场就遭受斥黜。

故而一统南北朝的大隋朝，隋朝已经有了民间深厚文化底蕴和可供实施的群众基础。隋代选官办法是两汉分科察举办法的沿袭。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诏诸州举贡士人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分别荐进。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诏令荐人，分为十科。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诏诸州荐人，分为四科。

隋唐时期，科举制普及，甚至玄奘做僧道都得参加“僧道科举”，而他进净土寺是大业八年。

当时隋朝皇帝杨广忙于大业，直到三年后回了洛阳京才起了“爱才”之心，遂诏令天下取僧道二十七人。

玄奘就是其中一人。文献记载，隋炀帝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敕度僧27人，此时跟随二哥长捷法师在净土寺习佛的陈袆，被破格录取，在净土寺正式出家，时年13岁，法名玄奘。通常，是要年满十八岁才能够参加“僧道科举”。

随后，玄奘跟随兄长长捷法师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