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辞首两句精炼概括三杨之功绩：“一枝向西”指的是杨士奇；“一枝东”则巧妙暗指杨荣，因其号“东里”而得名；“南枝”则专指杨溥，作为三人中最后入阁者，时人尊称为“南杨”。缺“北杨”指的是曾经追随杨荣向北挺进，战功赫赫，征发蒙古族的杨勇。当时没能入阁参与朝政。缺乏考证，但在历史的大戏尾声中终于归正。这里暂不叙述。
“宇内同歌贤母德”，据考证是指张太后，而非冒称生了皇子，而使本非皇帝骨肉的祁镇变成了太子的孙贵妃。都称颂这位伟大的母亲。“贤母”即指她不仅是明仁宗的皇后，更是仁宗、宣宗、英宗三朝之国母，当时更被誉为“女中尧舜”，其贤德全宇内广受赞誉。“真有三代之遗风”，一语双关：既颂扬了明朝“仁宣之治”的盛世风貌，又赞誉张太后勤俭持家，激励宣宗、英宗等后代君主勤勉治国，继承先贤遗风。就是说三个伟大人物都是同种的，都姓杨，他们的为政真带有三代（夏商周）的遗风啊。
【水调歌头·仁宣盛世】
明烛照龙颜，仁政启新篇。
朱高炽继大统，温厚抚黎元。
三杨并立朝野，学行智谋兼具，社稷得安然。
杨士奇整肃，杨荣御边关，杨溥严。
秘不发丧夜，高炽稳登天。
张太后贤，拒垂帘，共安稷田。
宣宗平叛功成，仁风遍四海，盛世乐无边。
文武齐心力，国运正昌延，青史编。
【易经中的本卦】
这一卦象与《易经》中的升卦相对应，其上卦为坤卦，象征着广阔无垠的大地；下卦为巽卦，则代表着生机勃勃的树木。整个卦象生动地描绘了大地上树木茁壮生长，从微小至强大，从稚嫩到茂盛，展现出一幅繁荣昌盛的画卷。卦辞“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预示着一切顺利通达，此时正是拜见尊贵之人的好时机，无需忧虑。若占得此卦，向南出征将大吉大利。
彖辞进一步阐释：“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它指出，升卦的首爻为阴，顺应时势逐渐上升，这是升卦的基本特性。坤卦的柔顺与巽卦的谦逊相辅相成，九二爻居下卦之中，六五爻处上卦之正，内外皆能秉持中正之道，上下和谐，国家因此昌盛。“用见大人，勿恤”预示着即将迎来值得庆祝的喜事，“南征吉”则表明出征必胜，志向得以实现。
象辞则云：“地中生木，升。君子顺德，积小以高大。”升卦之象，如同树木植根于大地，茁壮成长。君子应从中领悟，顺应自然法则，积累微小的善行与努力，终能成就高尚的品德与伟大的事业。这一卦象预示着明宣宗时期国家任用贤能，国势日益强盛。即便在英宗即位之初，张太后主政之下，国家依然能够延续清平之治，国力持续上升。
“初六：允升，大吉。”此言预示了迅速而稳健的发展，终将迎来大吉大利的局面。“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意指此等吉祥之兆，源自行动与内心志向的高度契合。这一爻仿佛预见了朱棣离世后，明朝结束了连年战火，重归太平盛世，君臣和谐共处，百姓生活也日渐殷实。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此句描绘了春季祭祀时，以诚挚之心利用简约的仪式祭拜神灵与先祖，可保无灾无难。“象曰：九二之吉，有喜也。”九二爻所揭示的，是对鬼神的敬畏之心，遵循此道，则喜悦之事接踵而至。它预示着在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的贤能辅佐下，明宣宗励精图治，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国家繁荣的政策，国家呈现出繁荣昌盛、和谐美满的景象。
“九三：升虚邑。”此言象征着攀登至高山之巅的城邑之上，视野开阔，心无疑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意指站在这样的高度，一切尽在掌握，疑虑自然消散。此爻恰似明宣宗即位后，在杨荣的鼎力支持下，迅速平息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政局得以稳固，心中自然无惧无忧。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这一爻指的是周朝的天子前往岐山祭祀神灵，预示着吉祥且无灾祸。据《象传》所释：“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意即天子所行祭祀之事，皆顺应天道，故能避祸得吉。这预示着领导者若能妥善处理君臣及大臣间的关系，并恪守祖先法度，定能成就一番伟业。
“六五：贞吉，升阶。”意指占卜结果吉祥，事业将步步高升。《象传》进一步阐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表明坚守正义则吉祥降临，事业随之蓬勃发展，个人志向亦得以实现。这一爻象征了明宜宗在去世前，明智地将权力传给年幼的英宗，并委托张太后与“三杨”大臣辅佐朝政，确保了国家政局的稳定与清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此爻描绘了领导者夜以继日、勤勉不怠的工作状态，预示着这样做将带来吉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上六爻虽处高位，却时刻面临挑战，唯有勤勉不息，方能化解危机，确保国家富强。这预示着在张太后与“三杨”大臣的共同努力下，明朝政府能够及时应对各种挑战，为英宗亲政时期的国家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象正史对照】
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早在朱元璋在位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与仁心。他曾奉朱元璋之命，与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别检阅卫士。在众人中，唯有朱高炽最晚归来复命。面对朱元璋的询问，他解释道：“因早晨天气严寒，我体贴士兵，让他们先饱餐一顿，待身体回暖后再行检阅，故而延误了归时。”
随后，四位世子又被分派阅看群臣奏章。朱高炽在汇报时，特意避开了文字上的细微差错，而将关乎军民切身利益的要点详尽阐述。朱元璋对此颇为诧异，误以为他未曾察觉那些笔误，岂料朱高炽从容答道：“孙儿审阅奏章时，丝毫不敢懈怠，那些小错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但孙儿以为，若一味纠缠于细枝末节，恐会耗费皇爷爷您大量宝贵时间，故而只挑重要事务禀报。”
朱元璋曾向朱高炽提问：“昔日尧帝时遇水灾，汤王时逢旱灾，百姓何以得生？”朱高炽回答：“百姓所依，乃能体恤民生的圣君。此等君王，方为真正的圣人。”通过数次类似的考验，朱元璋对这位孙子大加赞赏，认为他颇具君王之风范。
正如朱元璋对朱高炽的赞赏，朱棣同样对朱瞻基，即朱高炽的长子，宠爱有加。当朱瞻基刚满月时，朱棣便称赞他：“此孙儿英气非凡！”待朱瞻基被册封为皇太孙后，朱棣更是常在朱高炽面前夸赞：“你的儿子将来定能成就一番太平盛世！”
当时，皇权之争在朱高炽与朱高煦之间激烈展开，而朱棣正犹豫不决。文渊阁学士解缙适时进言：“皇长子以仁孝著称，未来定能赢得天下人心。”见朱棣未置可否，解缙便叩首力荐：“更有一事，皇长孙亦是出类拔萃！”此言正中朱棣心意，于是朱高炽被立为储君。
朱棣逝世后，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然其统治时间短暂，仅一年便离世。随后，朱瞻基继位，史称明宣宗。明仁宗与明宣宗两位皇帝皆致力于国家治理，与民休息，其仁政尤为显著。在他们的治理下，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明朝迎来了鼎盛时期，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
谈及“仁宣之治”，不得不提此时期的三大功臣：杨荣、杨士奇、杨溥，即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三杨”。正如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所载：“正统年间，文贞（杨士奇）被誉为西杨，文敏（杨荣）则称东杨，以居所方位区分。而文定（杨溥）因郡望南郡，故世称南杨。西杨具备宰相之才，东杨则成就宰相之业，南杨则拥有宰相之度量。因此，论及我朝贤相，必首推‘三杨’。”
“三杨”之中，“西杨”指的是杨士奇。他因“学行”卓越而著称，这深厚底蕴源自他早年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的经历。正是这份出众的才学，引领杨士奇逐步踏入政坛的辉煌舞台。在明成祖朱棣的时代，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朱棣，历经“靖难之役”登基后，为稳固政局，特命杨士奇等翰林才俊入阁，共商国家大计。永乐二年，杨士奇更被委以重任，辅佐皇太子，与未来的明仁宗朱高炽结下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及至朱高炽登基为帝，杨士奇随即被擢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杨士奇与仁宗之间，情谊深厚，关系融洽。仁宗曾赐予他一枚银印，上镌“绳愆纠缪”四字，以示信任。此印在手，杨士奇得以直接向皇帝密报皇亲贵族的不法行为，对整肃吏治、维护国家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李庆曾提议将多余的军马分配给地方官吏，对此，杨士奇坚决反对，并上疏仁宗表达立场。然而，仁宗出于保护杨士奇的考量，并未立即采纳其建议，反而在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时，巧妙地驳回了李庆的提议。这一事件，深刻体现了君臣之间默契而深厚的关系。
杨士奇与仁宗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仁宗曾赐予他一枚银印，其上镌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大字，象征着授权他密奏皇亲贵族的违法行为，此举对整顿吏治、稳固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李庆曾提议将多余军马分配给地方官吏，杨士奇对此坚决反对，并上疏仁宗。然而，仁宗出于保护杨士奇的考虑，并未直接采纳其建议，反而在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时，巧妙地驳回了李庆的提议，从中可见君臣间深厚的默契与信任。
对于杨士奇而言，这份和谐的君臣关系是他宝贵的资源，但他并未借此谋求私利，而是积极向仁宗提出诸多有益于国家与百姓的政策建议。仁宗初登大宝之时，朝中不少文武官员沉湎于享乐，忽视政务，杨士奇便适时劝谏仁宗要居安思危，心系百姓疾苦。可以说，仁宗能够成为一位开明的君主，杨士奇功不可没。
仁宗驾崩后，杨士奇顺理成章地成为首席顾命大臣，在辅佐明宣宗期间，他尤为重视政治清明，不遗余力地纠察贪腐，并向宣宗举荐贤能之士。杨士奇以身作则，为百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他的努力下，明朝社会呈现出一派和谐安定的繁荣景象。
“三杨”中的“东杨”指的是杨荣，他被誉为三人中最具智谋的一位。《明史》赞誉他“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杨荣对明朝的卓越贡献，尤在边防事务的处理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明成祖朱棣的时代，面对蒙古三部的分裂与叛乱，杨荣五次随军出征，以他的机智与敏锐，多次提出独到见解，深得朱棣的器重。
尤为传奇的是，在镇压蒙古的途中，朱棣不幸病逝，情势危急。此时，杨荣展现出了非凡的冷静与决断力，为避免军心动摇，他果断决定秘不发丧，并精心安排，确保行程如常进行。待他先行返回京城，及时向太子通报真相，从而确保了朱高炽的顺利登基，且朝野间未起波澜。因此，杨荣因功被封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及至朱高炽驾崩，朱瞻基即位之初，汉王朱高煦趁势发难。正是在杨荣的坚定支持下，年轻的宣宗皇帝毅然亲征，迅速平息了叛乱。在辅佐君王的过程中，杨荣力主仁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更为皇帝赢得了民心。
而“三杨”中的“南杨”则是指杨溥，他以其独特的处事风格著称。杨溥早年仕途坎坷，屡遭挫折，这造就了他行事极为谨慎的性格。这种谨慎使他总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展现出老成持重的一面。在为官之道上，杨溥严于律己，为百官树立了典范。当社会政治环境需要简约守成之时，杨溥这样的稳重之士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杨”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始终致力于辅佐君王，为明朝社会的繁荣与国家的安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中，杨荣以其卓越的才识著称，但在生活作风上稍显奢侈，不时接受边疆将官的馈赠。宣宗得知此事后，特地向杨士奇征询意见。杨士奇宽宏大量地回应道：“杨荣深谙边防事务，实为难得之才，望陛下勿以微瑕掩其瑜。”宣宗闻言，不禁莞尔：“难得你如此为他开脱，而他在我面前却常提及你的不是。”杨士奇则恳请宣宗能以待己之宽，同样包容杨荣。此事传至杨荣耳中，令他深感羞愧，自此与杨士奇的关系愈发和睦。
公元1435年，宣宗驾崩，年幼的朱祁镇登基为帝，即明英宗。鉴于新君年幼，群臣力请张太后垂帘听政，然张太后恪守祖制，婉拒此议。张太后自太子妃时期便以贤良淑德著称，她勤俭持家，严禁外戚干政，并有效遏制了宦官王振的权势扩张。她教导英宗继承先皇遗志，继续推行稳健的治国政策。对于“三杨”的治国才能，张太后深表赞赏，决定倚重他们辅佐幼主。
某日，张太后于便殿召集英宗及“三杨”、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濙等重臣，深情寄语道：“诸位老臣，新君尚幼，望诸位能同心协力，共安社稷。”简短数语，足见张太后对五位重臣的深切期望与信任。在她的领导下，明朝国力在晚年时期达到了鼎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