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一不成乜占先”，这句话则巧妙地点出了蒙古西部瓦剌部落首领“乜先”的名字，同时暗示了他在王振制造的“土木之变”中扮演俘虏英宗的关键角色。“六龙亲御到胡边”，这里的“六龙”指的是御驾亲征的明朝第六位皇帝英宗，他亲率大军出征，却不料深陷瓦剌之地。
“天心复见人心顺”，预示着英宗复位是天意所归，人心所向，其年号“天顺”更是应验了这一点。预言者借这句话告诉我们，英宗复辟是顺应天意、符合人心的。“相克相生马不前”，则揭示了英宗与景帝之间复杂的关系，先是相生共存，后是相克相争，英宗成为瓦剌的俘虏以后，其弟弟景帝登基，二人之间是“相生”的关系，英宗复辟以后，景帝退位，二人之间又是“相克”的关系。这里的“马”字指的是景帝于马年，即庚午年即位。“马”就不能再往前了。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更多的神秘与宿命感。
【青玉案·英宗复位叹】
宫墙深锁龙旗转，忆往事、心犹颤。
奈何成祖，铁牌犹存防宦患。
反遗蠹患，祸起萧墙乱。
土木烽烟天地黯，英宗复位忠良散。
于谦含冤，权柄纷争人易变。
石亨得志，世事如棋幻。
【易经中的本卦】
这一象与《易经》中的井卦紧密相关，上卦为坎，象征着水流，下卦为巽，则代表着树木，两者结合，描绘了一幅树木因水的滋养而茁壮成长的生动景象。水，作为生命之源，对于古人而言，水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井卦之名，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环境。
卦辞“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也未鐍井，羸其瓶，凶”深刻揭示了井与人们生活的紧密联系。它告诉我们，在改建城池之时，水井作为生命之源，应当被保留而非轻易改变，否则便难有真正的收获。人们频繁地往来于井边取水，若见井干而不加修缮，反而打破汲水之瓶，这无疑是凶险之举。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往来井，井汔至，也未緬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这段解释进一步阐述了井卦的深意。下巽上坎，水木相生，正如井中之水滋养万物，生生不息。而“改邑不改井”，则是因为卦中九二、九五两阳爻居中得正，象征着正道不改，井亦应如是。
“往来井，井汔至，也未鐍井，羸其瓶”，此言揭示了忽视井之养护的严重后果——生存之基受损，灾祸随之而至。“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这是对井卦象的又一解读，君子应如井之养人，勤勉治理国家，以得民心。
此外，井卦中的巽木与干枯之井，还隐含了对历史事件的隐喻。明英宗时期的“土木之变”，便是因宦官专权、贤臣疏远、祖制不守而导致的国家危机。正如井中之水枯竭，杂草丛生，国家亦陷入困境。这一卦象，既是对古人智慧的传承，也是对后世君王的警醒。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这句话描绘了井水因泥沙混杂而不可饮用，旧井更因荒废而失去生机，连野兽也不再光顾。其背后的深意是，宦官势力在朱棣的纵容下逐渐壮大，最终导致了英宗时期宦官乱国的局面，这是朱元璋曾明令禁止却未能预见的。
“九二：井谷射鲋，瓮敞漏。”此句讲述了在井口张弓射鱼的徒劳，以及家中瓮器破损的困境，象征着生活无所依靠的困境。它映射了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仓促应战瓦剌，最终兵败被俘，王振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这里描绘了君主见到污水横流的井，心生怜悯，决定清理井水以便民众饮用。这预示着百姓对英明君主的渴望，以及他们在危难之中对救赎的期盼。果然，英宗被俘后，其弟即位为景帝，他力挽狂澜，重用贤臣，使得明朝在与瓦剌的对抗中重获主动，百姓也因此受益。
“六四：井甃，无咎。”此爻寓意以砖石精心砌筑井壁，终得顺利竣工，无灾无难。“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此言正是强调修缮旧井之举，恰如于谦在关键时刻的得力指挥，使得大明江山得以稳固，瓦剌退兵，明英宗获释，一时危机得以化解。
“九五：井冽寒泉，食。”描绘的是井水清澈凛冽，甘甜可饮，实为清泉之美。“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此中深意，在于九五爻居上卦之中，恰似人之中正品德，映射出于谦不仅智勇双全，更具备忠诚无二的高尚情操，方能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扶大厦之将倾。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此爻以枯井为例，其上口虽小，下却宽广，隐于林间，无需遮掩，自能引来林中野兽，实为吉兆。“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上六爻所展现的，乃是极致的吉祥，象征着历经“土木之变”的动荡后，明朝于八年之后，在景帝病重之际，明英宗于众望所归中再次登基，国家重归正轨，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本象正史对照】
明太祖朱元璋深谙前朝覆辙，为防宦官专权，他不仅制定了详尽的规章以约束宦官言行，更在宫门醒目处悬挂了一块高三尺的铁牌，其上镌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严厉警语。建文帝承继此风，对宦官管理尤为严苛。然而，至明成祖朱棣时期，鉴于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的助力，他虽欲遵循太祖遗训，却也不免对宦官有所优待，派遣他们赴各地任职，实为宦官势力崛起的先声。
明宣宗登基后，虽未给予宦官过多政治权力，却大幅提升了他们的待遇，无形中壮大了宦官的力量。及至明英宗时代，宦官王振崭露头角，标志着宦官重新掌握了权力的杠杆。王振略懂经书，曾短暂执教，但科举之路于他而言似乎遥不可及，于是他选择了自宫入宫的道路。
史书记载王振性格“狡黠”，擅长揣摩人心，入宫后迅速赢得宣宗的青睐，被提拔为东宫局郎，专事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明英宗。由此，王振与英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纽带，英宗更是对王振宠爱有加，乃至产生了依赖。宣宗驾崩后，英宗继位，王振自然水涨船高，超越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执掌司礼监。司礼监乃宦官体系中权势最为显赫之职，总管宦官事务，并代皇帝处理内外奏章、文件，传达谕旨等，王振的任职无疑为他日后专权铺平了道路。
然而，王振的阴谋很快就被贤良有德的张太后识破。她亲自出面，严厉地告诫王振不得插手朝中任何政务。王振深知，在张太后的垂帘听政以及威望极高的“三杨”的忠心辅佐下，此刻并非他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于是，他调整了策略，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式。表面上，他极力讨好张太后和“三杨”，同时，他更加用心地经营与英宗的关系，加深英宗对他的依赖心理。在暗地里，他广结善缘，悄悄地培养自己的势力。
不久之后，王振便赢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而英宗对他的宠信更是与日俱增。正统七年，张太后离世，“三杨”中的杨荣也已在正统五年病逝，杨士奇则因儿子犯下杀人之罪而辞去官职。至此，王振面前的主要障碍仅剩下年迈且缺乏心计的杨溥。对于杨溥，王振并未过多在意。而此时的英宗，已对王振产生了极度的依赖，几乎对他言听计从。王振敏锐地察觉到：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明太祖悬挂于宫门之上的那块铁牌摘下。随后，他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府邸，沉溺于奢靡豪华的生活之中。朝廷里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目睹王振的权势熏天，纷纷投其门下，就连王侯公主也尊称他为“翁父”，更有甚者，无耻至极地认他作干爹。英宗对王振的每一句话都深以为然，对他所行之事皆给予全力支持。他不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其为“先生”。如此，王振很快便在朝中呼风唤雨，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朋党集团。
王振利用各种机会大肆聚敛财富，甚至不顾北方边防的安危，收受蒙古瓦剌部的贿赂。元朝覆灭后，蒙古族退回草原，内部分裂为三部，瓦剌便是其中势力较强的一部。每年，瓦剌都会向明朝进贡，而明朝政府则根据贡品的数量给予相应的赏赐。然而，在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为了多获赏赐，竟谎报了朝贡物品的数量。以往，王振若收了贿赂便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此次他却一反常态，非但严格依照实际数量发放赏赐，还大幅削减了赏赐的价值，仅支付了瓦剌所求物品的五分之一。
此举激怒了瓦剌首领乜先，他以明朝减少赏赐为由，悍然发动对明朝的大规模进攻。恰逢乜先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逼近大同，而王振的家乡距离大同不远，他心生炫耀之意，极力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此时的英宗虽已年过二十，但自幼形成的对王振的依赖心理却丝毫未减，对王振的提议言听计从。于是，一场由王振推动的御驾亲征，就这样仓促决定了。
于是，英宗不顾众臣的百般劝阻，执意亲征。在他看来，亲征仿佛儿戏，既未深入研析敌情，也未制定周密的作战策略，更未筹备充足的粮草，仅凭与王振仓促集结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踏上征途。这样的轻率之举，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英宗不幸被俘，而王振则在部将的愤怒中被杀。这一事件，史称“土木之变”，成为明朝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英宗被俘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在此危急关头，英宗秘密派遣使者，请求其弟成王继承大统。同年九月，成王顺应天命，登基为帝，即明景帝。而俘虏了英宗的瓦剌部则趁机大举入侵中原，也先更是狡猾地以“送太上皇回京”为幌子，迅速逼近北京城下。
面对瓦剌的威胁，朝中不少大臣主张南迁避难，却遭到了兵部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他力主坚守BJ，并立即发布诏令，号召各地武装力量驰援京师。很快，四面八方的援军汇聚BJ，同时，于谦还巧妙地将通州仓库的粮食调运至京，使得京师兵力倍增，粮草充足，民心逐渐安定下来。
1449年，也先再次率领大军进犯BJ。在于谦的英明指挥下，明军奋勇抵抗，最终成功击败瓦剌，解除了京师之围。
随后，英宗被释放归国，但景帝为稳固皇位，将他幽禁于南宫之中。景泰八年，景帝病重，无法理政。此时，石亨等人趁机密谋政变，意图拥立英宗复位，以图个人富贵。他们率众闯入南宫，接出英宗，并一路护送至皇宫，宣布英宗复位。钟声、鼓声交织响起，百官纷纷跪拜迎接英宗归来。英宗复位后，改元“天顺”，而景帝则被废为郕王，迁居西内，其妃嫔亦遭英宗赐死。于谦等忠良之士则不幸遭遇迫害，而石亨等政变功臣则因功受赏，权势日盛。
于谦的离世无疑是一出沉重的悲剧。当瓦剌兵临城下，围困京城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成功化解了京师之危。他日夜操劳，甚至将值班室作为了临时的家，鲜少有机会返回自己的居所。然而，随着景泰帝的退位，于谦也难逃政治斗争的漩涡，最终不幸罹难。其家被查抄时，士兵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忠臣，家中竟清贫如洗，除了一屋子的书籍和皇帝赐予的冠带、弓箭等物外，别无长物。
与此同时，得势后的石亨变得日益骄横，他不仅频繁地未经召见便擅自入宫，对皇帝的意见稍有不合便面露不悦，更在朝堂之外肆意张扬自己的权势，无所不为。然而，好景不长，1459年，石亨因侄子谋反及凌辱亲王等罪行受到牵连，被剥夺了朝见皇帝的资格并罢免官职。次年，更有人揭发石亨及其侄子图谋不轨，意图颠覆朝廷。早已对石亨专权行为深恶痛绝的朝臣们纷纷上书，要求严惩不贷。最终，英宗将石亨下狱，并以谋反大罪将其处斩，结束了这位权臣的嚣张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