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分别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到双方战俘营进行就地访问，并在双方交换战俘地点，协助遣返工作。

八、双方同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尽速并至迟在本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的10天以内，将所有的被俘期间死亡的战俘姓名、国籍、级别及其他有关材料提交对方。

九、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应协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

甲、联合国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

乙、双方最高司令官负责讲上述协议之内容，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内广为发布，并责成其有关民政机关，对所有上述愿意返乡的平民予以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丙、双方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及各派校级军官2人，成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督导之下，负责办理协助上述返乡平民通过非军事区及其他有关事宜。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中朝方面再度做出了巨大努力，为了打破对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军事力量”的借口，提出了一系列合理措施，包括遣返的战俘将保证不再参与战争行动等。

这个新方案吸收了美方提案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对第四项议程的所有细节问题都做了合乎情理的规定，消除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借口，甚至许多西方记者都评论道：“这是一个无法继续拖延且有望打破僵局的方案。”

就连谈判对手中朝方面的利比也感叹道：“总算靠香烟熏出来了一个方案。”

即便是连谈判代表利比本人都感到满意的方案，依然未能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对于“自愿遣返”这一议题，美国政府始终坚决拒绝让步。

4月1日，美方提出一项有关遣俘原则的修正条文：

交战双方应释放并遣返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实施则以停战协定签字前经双方校正并接受的名单为基础。

同时还提出了以下2点“谅解”：

一、美方所收容的一切战俘及被拘留平民，在1950年6月25日居住于收容一方地区者，除愿留原居住地者外，应予遣返；

二、其他战俘，除不以强力及不愿遣返者，予以释放并使其定居于所选定之地点外，应予遣返。

美方虽然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在名义上肯定了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但在其谅解条文下继续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实质上仍是反对全部遣返原则。

1952年正值美国大选，杜鲁门担忧在选举年背负朝鲜战争失败的责任，果断拒绝了中朝方面的和平提议，并且反复无常。为了证明有大量被俘人员不愿遣返，4月4日开始，美军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强行“甄别”，使用威胁利诱，甚至用刺刀和刑具逼迫战俘。

4月19日，美方宣称经过“甄别”，有42,100名朝鲜籍战俘和15,599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遣返概数约为7万人。这7万人概数的准确性连美方自己都表明不能相信。

后来发生在巨济岛战俘营和釜山战俘营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反“甄别”斗争，更清楚地说明了“甄别”的实质，美方意在扣留朝中战俘的主张，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中方面的坚决拒绝。

一位权威的军事战略家对此发表评论：“当对方提出遣返约7万名战俘时，朝中方面所做的各种让步就彻底化为乌有了。”

4月28日，根据美方提议，双方开始举行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不对外发表消息）。当天，美方代表乔埃在大会上，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最后通牒”性的所谓“一揽子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继续坚持只遣返朝中方面7万战俘的原议，并说，这是联合国军“最后”的“不可更改”的立场，要求朝中方面全盘接受。

此后，大会休会4天，5月2日，南日代表朝中方面提出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全部遣返的主张，拒绝接受美方关于遣返7万人的数字。

5月7日，李奇微和杜鲁门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联合国军”代表团提出的所谓“一揽子方案”。

此后，虽然该议程的谈判仍在进行，但由于美方坚持扣留朝中战俘，谈判已完全陷入僵局。这次的谈判之后又中断了半年之久。

1952年7月美军便祭出武力手段，对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朝鲜面临较大压力。7月11日至12日夜，短短一昼夜的时间，美军的轰炸就让平壤居民伤亡达6000多人。因此金日成认为：“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

此时的朝鲜方面迫切的想要结束战争，因为战争如果因为战俘的问题持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对朝鲜的发展将会是巨大的打击，同时在朝鲜方面看来，每日牺牲的人数加起来，甚至因为远远的超过了战俘的人数，所以不如尽早的结束战争，尽快的让朝鲜进入发展中。

朝鲜方面为自己国家的考虑也是对的，但是因为美国方面的不同意，在战俘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还是不能够退缩的。

在当时的国际情况下，其实朝鲜战争的持续进行，已经是在打破了美国方面的在欧洲的布局，一直以来美苏的重点一直都是欧洲，并且在欧洲还形成一定的对峙，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伤到美军的元气，美军大量欧洲驻扎的部队不断地被调遣到朝鲜战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自始至终，苏联对停战谈判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开始中朝在谈判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斯大林都是坚定地支持中国，认为必须要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

中国为了能让战俘全部回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1952年秋季，志愿军全线发起战术反击作战，共毙伤俘敌多人，我军伤亡多人，美军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战争惨烈异常，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建立防线，形成相互对峙的态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场上凶险万分，谈判桌上也是刀光剑影。自停战谈判开始，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断设置障碍，导致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另外，美国人认为志愿军发动秋季大反攻，就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向自己施加压力。美国人想要主导谈判，在谈判桌上将自己利益最大化。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在谈判桌上需要更多的筹码。美国人常说，谈判陷入僵局了，那就让大炮与机关枪到战场上辩论吧。谈判桌上得不到的，那就需要到战场上获得。

1952年10月8日，美国人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朝鲜战场陷入一种打不动、谈不拢的微妙局面。美国人认为急需取得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胜利，逆转攻守态势，证明自己依旧拥有强悍的进攻能力与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扭转战场与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

美国人自信可以做到，因为他拥有着优势的航空火力与炮兵火力。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计划”，我们称之为上甘岭战役。很明显，这是美军和志愿军的一场摊牌之战。志愿军扛住了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上甘岭战役打得无比悲壮。

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志愿军与美军反复争夺阵地59次，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成功守住阵地。美军的“摊牌计划”彻底失败，以武破局的幻想破灭。美军从此不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国内的总统大选也深受影响。

志愿军也主动发起过夏季攻势和金城战役。

战场上接连失败的美国方面，不得不再次回到谈判桌前，特别是1953年2月18日，震惊世界的“巨济岛惨案”，时时刻刻高喊人权的美军竟然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无辜战俘373人，世界舆论哗然。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调整了外交策略，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当时苏联方面对于战俘的问题提出，是否可以让中立国介入进行协商。或者中美双方先停战，先签订停战协议，关于战俘的问题可以推到停战以后继续慢慢商讨。

当时中方比较认可的办法还是让中立国介入。

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恢复，在这次会议上，中朝双方针对战俘遣返问题提出六条方案：要求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两个月遣返，其余战俘一个月内从拘留方，送交由捷克，瑞士，瑞典，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有国进行6个月的解释工作，在解释后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遣返，6个月后，仍在中立国看管的战俘处理办法有停战协议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这一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美国方面对于这样的提议也表示赞同，但就在这时南朝鲜却突然表示不愿意，而这也就导致之后美国改变主意，将所有不直接遣返的朝鲜战俘就地释放。甚至此时还对中朝双方提出的战俘交往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

对于美国此时突然的行为，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至此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为了打击美方的嚣张气焰，显示中朝双方力量，以顺利达成关于战俘的协议，在美方提出就地释放战俘的同一天，志愿军发动了夏季反攻，通过一个多月的反击战，我军突破敌人正面阵地12公里，纵深达6公里，歼低4.1万余人。

志愿军的反击作战终于打破了停战谈判道路上的坚冰，6月8日双方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一年多的战俘问题谈判终于获得了解决。

当天，这个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

最终，志愿军2.2万余人的被俘人员，有6000多人返回大陆，1.4万余人去了对岸，700多人去了中立第三国。据美军统计，在所有的志愿军战俘中，有30%来自原国军部队。去台的1.4万名战俘中，有9234名出身原国军部队。

1946年7月，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人员数量对比是120万对430万人；到1949年6月，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变为400万对149万。国民党军队每年差不多以70万到100万的数量转投解放军，因此解放军当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士兵，也不乏来自黄埔军校的学员。

如此短时间，大规模地吸收敌方兵力，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做彻底。转投人员中，有的人思想不坚定，也有的人在旧军队中散漫惯了，受不了军中的条条框框，所以在被释放之后，便不愿再回到大陆。

另外，被俘人员的文化程度也非常低。

据美方统计，全部战俘中高中以下学历占93.6%，其中只接受过3年以下教育的占36.4%，文盲占44.8%。客观的说，文化较低的人更容易被各种宣传引导。在战俘营内，蒋介石安排的特务，不断对战俘进行所谓的“心理战术”，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俘的选择。

美军在巨济岛修建了12个战俘营，也称为12个联队。志愿军被关押在第70、71、72、86联队。其中第72、86联队，由反对回国战俘控制，尤其是第72联队被美军称为“模范战俘联队”。

美军对战俘营的管理原则总结起来为八个字：威逼利诱，坑蒙拐骗。战俘一进集中营，不仅在吃穿住等各方面待遇极差，而且精神和身体也长期遭到摧残。

初期美军对战俘还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但谈判开始以后，为给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制造依据，使出了各种手段阻止战俘回国。

美军在战俘营内专门开办了学校，给战俘洗脑。

每周上3堂课，教员都是来自李、蒋特务，内容无非就是宣传大陆有多么多么不好，去台有何好处。上完课以后，还要强迫战俘们复述内容，讲不出的会遭到殴打。能说出来的，会被当作心得体会拿去登报宣传。战俘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外人眼里，谈心得体会的人自然就成了叛徒。

这些精神控制时常伴随着威胁，战俘营的特务们经常大肆宣传，回到大陆以后，会遭到各种迫害，折让很多战俘心里产生了恐惧。据战俘回忆，当然战俘营里，时不时的就会传来祖国方面自己的亲人在国内各种运动中遭遇不利的“消息”，这样就导致有一部分害怕回国后被整治的战俘，选择了去台。

为了能够控制战俘营内的战俘，美军从主动投敌的原国军官兵中，挑选出来一些担任管理人员，并抽调了11名原国军军官到东京培训，培训4个月后，有两人分别被任命为第72、86联队联队长，原来所辖的各大、中、小计警备队长也一律由原国军人员担任。

在这些战俘营内，还成立了具有警察、法庭等作用的各种组织，对于不服从特务意愿的人员随意辱骂、殴打，动用各种酷刑。到后期，这些组织越发激进，强迫俘虏们写血书、还在他们的身上，刺上反动标语。

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开始战俘们都不愿意被刺字，有几个态度坚决的，还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上熄灯以后，那几个人被带到营区暗处威胁：“你们究竟是吃软还是吃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如果还是不肯刺，就会受到更残暴的刑罚。不论是回国还是不回国的战俘，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叫李大安的人，手段非常残暴。

据战俘营老兵张泽石回忆：战俘林学普不肯屈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他的胸口，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这一时期，战俘营内甚至出现了纹身比赛来表达“忠心”。第72联队的8000人中有6000人刺字，第86联队中的6000人中有2000人刺字。有一个叫王福林的人，身上竟然刺了136个字样。

在亚洲文化里，身为战俘本身就非常屈辱，这种刺青像是古时候对待犯人一样，即便回国以后不被审查，他们在熟人面前也都抬不起头来。抓住这种心理的特务们在刺字以后，又到处散布假消息，说带有刺青的人，回国就会被处决。

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美军提出的“自愿遣返”，表面上看似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但实际上战俘承受着很重的心理负担。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天晚上集合点名时，干部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了，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举手了，晚上大家都睡觉以后，这些人全被带到黑暗处的空地进行殴打。专门挑脚踝、膝盖、臂关节及头部等知觉强烈的部位打，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赵英奎认识的一个排长，虽然最终被遣返回国，但他的腿已经被打瘸。

这种血腥的甄别手段，当然无法体现出战俘们的真实意愿。而且由于有美军提供的便利，特务势力始终在战俘营内占据上风，兴风作浪、助纣为虐，最终导致超过三分之二的战俘选择去对岸。

即便战俘营环境的如此恶劣，战士们也并没有放弃抵抗。72联队当中有200多名志愿军战俘签名，坚决反对去台，要求回大陆。由于他们英勇斗争，加上当时板门店谈判还在进行，美军不敢公开破坏谈判，只能同意将这些人转移到第71联队。

当时人民军也成立了地下领导组织，联络点设在巨济岛战俘医院。为了与其取得联系，配合行动，有的志愿军战士甚至不惜自伤，利用就医机会找其交换情报，双方共同策划了绑架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的行动。

中朝战俘拿杜德准将做为人质，要求美国承认虐待战俘行为。在谈判桌上，中朝代表将杜德签字承认的对中朝战俘的虐待行为进行公布，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权。

在战俘营的志愿军战士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始终未放弃斗争。他们回国的道路充满艰辛和屈辱，每一个能挺过战俘营回到祖国的战士都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