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文章一)

“全面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影响研究作者：黄新苹期刊名：?教育探索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年份：2017页码：P86-92期号：?第3期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fa160249)

摘要

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层次的薄弱环节，学前教育资源本来就不充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将会给学前教育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早期教育市场化无法解决学前教育发展的问题，从教育供给侧的角度看，这些需求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保证早期教育的质量和实现早期教育的公平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为保障“全面二孩”政策有效落实，国家在幼儿抚养和学前教育方面应高度重视，明确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从国家层面对学前教育立法，并逐步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学前教育财政分担机制，构建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最终建立高质量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确保所有儿童都能接受有质量保证的早期保育和教育。

引证文献

[1]刘小平，廖小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第17卷，第12期

(推荐文章二)

我国城乡中小学体育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作者：张大超，孟建斌

期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年05期)

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以学校体育资源为切入点，通过对全国范围内体育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调研，构建我国城乡学校体育资源评估体系。一是从学校体育资源的概念、分类、功能以及特征入手，深入了解学校体育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初步建立学校体育资源评估体系的5大子系统，形成学校体育资源评估理论体系;二是构建我国学校体育资源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学校体育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5大子系统及其5大资源独立的子指标评价系统。...

(推荐文章三)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乡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均衡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作者：黄新苹

英文作者：Huang Xinping

期刊名：教育探索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年份：2018

页码：P18-23

期号：第3期

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FA160249)

摘要

“全面二孩“政策无疑将加剧对基础教育的需求。以河南省为例，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学前教育以民办园为主体，质量参差不齐;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用不协调，导致城市中小学长期存在的大班额和超大班额与农村大量校舍闲置并存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农村大量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会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更加突出，迫切需要政府根据适龄教育人口的变动情况，以县(区)为单位，及时做好新增人口的统计，科学预测本地区学龄儿童相应的学位数和对各类学校的新需求，前瞻性地规划和调整本地区幼儿园和中求，前瞻性地规划和调整本地区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布局，增加、重组、整合城乡义务教育资源。

(推荐文章四)

{详阅：GB/T 7714

王金娜.高考统考科目的“文科偏向”与隐性教育不公平——基于场域-文化资本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 2016，(20):8-14.

MLA

王金娜.“高考统考科目的“文科偏向”与隐性教育不公平——基于场域-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 20(2016):8-14.

APA

王金娜.(2016).高考统考科目的“文科偏向”与隐性教育不公平——基于场域-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 8-14.}

高考统考科目的“文科①偏向”与隐性教育不公平

——基于场域-文化资本的视角

■王金娜

摘要：考试分数是高考场域的“王牌”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摒弃家庭出身的影响，因此高考制度具有很高的公平性。然而自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尤其是高中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统考科目呈现出明显的“文科偏向”，这种游戏规则容易导致隐性的教育不公平。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因文化资本转换成分数的可能性提高而降低；与城市中上阶层相比，农村学生、城市下层学生因文化资本数量和质量的低下而处于不利位置；与女孩相比，男孩因文化资本结构的“不合理”而处于劣势。因此，调整统考科目的“文科偏向”、为不利群体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反思学科的性别意识形态就成为破解隐性教育不公平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隐性教育不公平；高考场域；统考科目；文科偏向；文化资本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标志着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全面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新高考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将教育公平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然而，本次改革在考虑解决显性教育不公平的同时，却忽略了不易被人察觉的隐性教育不公平——统考科目的“文科偏向”，它使农村学生、城市下层学生以及男孩在考试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所谓“统考科目”是指无论文科生、理科生所有考生都要考试的科目。统考科目的“文科偏向”包含三个内容：一是考试科目失衡，统考科目的文科（语文、英语）权重高于理科（数学）；二是考试地位失衡，统考科目单门文科的考试地位远高于非统考科目的单门学科；三是考试内容“素养化”，统考科目中的文科越来越重视“语言素养”的考核。诚然，“文科偏向”的三个方面并不都是消极的，其中，文科考试内容的“素养化”就准确地抓住了文科的本质，有助于引导中小学弱化应试教育，实施素质教育。但是，一项科学合理的政策不能为了某个积极的效果而罔顾其消极影响，而是要协调兼顾，通过制定与其相配的其他政策来克服其潜在的不良影响，力争实现改革的最佳效果。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尤其是高中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统考科目呈现出的“文科偏向”，并从场域-文化资本的视角来探讨“文科偏向”究竟导致了哪些隐性教育不公平，为什么会导致这些不公平，应该采取何种解决路径，以期对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高考统考科目呈现“文科偏向”的历史轨迹

（一）考试科目失衡：统考科目的文科权重高于理科

从1952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以来，高考科目设置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统考科目经历了由文科垄断到文科（语文、英语）与理科（数学）考试科目失衡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1952-1965年）实施的是文理分科模式，统考科目经历了政治、语文、外语3科—政治、语文二科—政治、语文、外语三科的发展过程。第二阶段（1977-1987年）实施的是文科考六门、理科考七门的“六七模式”，此模式下的统考科目除语文、政治之外，把外语恢复为统考科目，且地位逐渐上升，数学开始成为统考科目。第三阶段（1988-1998）实施的是“3+2”模式。“3”指的是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和外语，且外语由100分提升为150分，语文、数学由120分提升150分。“2”是指非统考科目，理工类考生选择物理、化学，文史类考生选择历史、政治，每门学科150分。第四阶段（1999-2006年）实施的是“3+x”模式，“3”仍然是语文、数学和外语，每科150分，“X”指的是综合科目，主要分为小综合（文科综合与理科综合）和大综合（文理综合）两种类型，分值是300分。[1]第五阶段（2007-2014年）实施的是新课程“3+x”模式，尽管各省有不同的方案，但语文、数学、外语始终是统考科目，非统考科目比较多样，但以小综合为主。第六阶段（2014年以后）实行的是“3+3”新高考模式，高考成绩由三门统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和3门选考的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成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6选3）组成，总分是750分。

从六个发展阶段的六个模式可以看出，在第一个阶段，统考科目由文科所垄断，政治和语文一直是统考科目，英语地位摇摆不定；第二阶段，英语、数学地位逐渐上升，数学开始成为统考科目，统考科目出现理科，打破文科独霸的局面；到第三个阶段，政治退出统考科目行列，语文、英语、数学正式成为新的三门统考科目，每门学科150分，并且无论今后科目设置如何改革，统考科目及分值一直保持不变，文科权重是理科的2倍，呈现出鲜明的“文科偏向”。

（二）考试地位失衡：统考科目单门文科的考试地位高于非统考科目的单门学科

自1999年实施“3+x”模式以来，尤其是2007年实施新课程“3+x”模式以来，统考科目中文科单门的考试地位远高于非统考科目的单门学科。从分值上来说，虽然非统考科目总分保持300分不变，但“x”是政治、历史、地理或物理、化学、生物，或者是包括三门学科的文综、理综，或是包括六门学科的大综合，与“3+2”模式相比，非统考科目由2门变成3门甚至6门，导致每门学科的分值大大降低，无形中提高了统考科目单门学科的考试地位，尤其是文科的地位。

从考试成绩的评价形式来说，等级制成绩弱化了非统考科目单门学科的考试地位，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江苏省2008年开始实施的“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模式，“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学业水平测试包括2门选测科目，采用等级制计分；综合素质评价是在前两者都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录取参考。当选测科目的等级成绩同时达到“B”时，决定学生能否上本科院校的是语数外成绩，换句话说，选测科目的成绩只是进入本科院校的资格条件，这极大地弱化了选测科目的考试地位。而且，2014年启动改革试点后，到2017年要全面推进，最终到2020基本实现全国统一考卷的新高考模式也同样如此，原因在于：其一，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长选择3门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计入总分，从而避开弱势学科，这自然会凸显统考科目的区分功能；其二，每门选考科目成绩的计算方法是，按事先确定的各个等级的人数比例将百分制分数划分为不同等级，然后再将等级制成绩赋分成百分制分数，计入高考总分。在这种计算方法中，虽然选测科目的考试地位比江苏省选考科目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有所提高，但与原始分数相比，也相对降低了选考科目在竞争中的高利害性，增强了语数外的区分功能，又因为统考科目中文、理科权重的失调，使单门文科在考试竞争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三）考试内容“素养化”：统考科目中的文科越来越重视“语言素养”的考核

从2004年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就成为语文、英语课程的基本理念。“语言素养”是一个人的言语活动经验，包括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活动的经验。就语文而言，考察学生“语言素养”的命题内容包括：必考的现代文阅读、古代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以及选考的文学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2]由此可见，阅读、写作的书面言语活动是语文考核的重点，这对学生的知识面、信息量都提出了很高要求。就英语而言，“语言素养”体现在对听力、口语的重视上。2001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外语科中增加听力考查的通知》以后，当年全国英语高考就增加了30分的听力试题。[3]而且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使用新课标全国卷II，该试卷共计150分，其中听力题占30分，且全部计入高考总分。另外，有不少省市宣布几年后将实施英语口语测试，如北京。不难看出，增加“语言素养”的考核已成为文科高考的发展趋势。如果说以往的文科侧重于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考察，“文科偏向”并不会导致太大的教育不公平，那么，考试内容“素养化”的“文科偏向”将使农村学生、城市社会下层学生、男孩处于不利的境地。

二、“文科偏向”导致隐性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及原因

社会学家默顿（R Merton）认为，文化或社会结构的任何事项不仅具有正向功能，还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负向功能。[4]隐性教育不公平就是“文科偏向”意料之外的负向功能，因其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因此危害性更大，所以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文科偏向”究竟导致了哪些隐性教育不公平？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公平？下面从场域和文化资本的视角进行阐述。

（一）“文科偏向”导致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降低

1.场域和文化资本

场域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5]换句话说，场域是由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关系空间。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了行动者占据的位置、相对应的权力以及收益。场域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具有相对自主性和自身的游戏规则，是社会行动者与外在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中介环节，外在的决定因素往往是通过场域间接地作用到行动者身上；二是场域中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行动者凭借场域内游戏规则认可的资本数量和结构进行争斗，优胜者成为利益的最大获得者。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另一重要概念，强调它能在竞争性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资本是一种个人或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一般来说与某个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或符号密切相关。”[6]文化资本是从家庭中继承而来，与学校教育价值观念相一致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文化能力），又称身体化文化资本，它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形式存在，表现为文化、教育、修养等，并在无意识中获得；二是客观的状态（文化商品），又称物质化文化资本，它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格），又称体制化文化资本，它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存在，通常以文凭、证书的形式呈现。

文化资本不仅需要“占有”，同时需要“激活”，这样才能产生教育收益。例如，男生、女生可能占有相同数量的文化资本，但是激活资本的结构存在差异。另外，文化资本的积累可以在无意识中获得，但更需要父母有意识地为子女提供大量的文化商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帮助子女获得理解、欣赏、使用文化商品的能力，这不仅需要孩子长时间的努力，同时也对父母的时间、文化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