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教授阐明了正义理论的框架及问题。他认为，正义理论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即个人之间的正义、共同体内部的正义、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其中社会正义最为人们所关注，可以分为制度正义和分配正义。能够把当今我们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自由和平等——体现出来的制度就是正义的制度。从制度正义的角度来看，自由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的问题，即建立起一个权利的清单并加以保护；民主问题则是由平等衍生而来的。社会正义在狭隘的意义上是指分配正义，而分配正义最核心的问题是分配原则的确立。
段忠桥教授对分配正义的衡量因素进行了限定，他指出，不能将分配原则的正义性与可行性相混淆，分配正义不能受到帕累托改善等效率原则的约束，因此，以一种分配原则是否可行作为判断它是否正义的因素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既考虑到平等也考虑到效率的分配原则不是一种正义的分配，而是一个在当今社会中适于实行的理想分配。社会制度的建立绝不是仅仅基于某种单一的价值（比如正义），而是基于对多种价值如自由、平等、效率、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和谐等的综合考虑，因而可行性不能成为衡量分配正义的依据。
韩水法教授对正义的主体作了界定。他认为，之所以要重视正义的主体，原因在于正义涉及规范，而规范适用于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历史上，正义的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各有偏重。正义的主体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构成的。在现代社会，正义的主体是个人。
张文喜教授认为，在正义问题上，需要区分自然正义和习俗正义。自然正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势，是在自然界和宇宙中起支配作用的必然秩序，而习俗正义（道德或者法律）最多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力。正义不应仅是法权意义上或伦理层面上的，而且要从存在者的关系、整体、时间、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正义就是大化流行，大化流行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法。
正义究竟是普遍的还是历史的、相对的？与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
何怀宏、姚大志、龚群等学者认为，不存在普遍的正义，不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社群的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是不同的，没有一种普遍的正义原则在历史的纵向和横向上都适用。以当今中西正义理论为例，虽然二者也共享一些普遍的价值，但这仅限于一些基本的、核心的价值。从正义的可行路径来看，中西民族特性、民族生活方式和经验都有差异，民族国家的利益也不同，因此，中西的正义理论肯定是不同的。
段忠桥、韩水法、葛四友等学者认为，正义应当具有普遍性，关于正义我们应该能达成一种共识，而不是让正义成为一种可以为各种集体所任意描述的意识形态。当人们说中国的正义理论与西方的正义理论不一样时，其实是没有区分开究竟是正义理论背后的正义原则不一样，还是落实到具体国家的正义实践和正义制度不一样。正如南方和北方的建筑风格不一样但基本的力学原理是相同的一样，虽然中国和西方的正义实践和正义制度不一样，但由此推不出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正义理论。
而黄玉顺、顾肃、任剑涛等学者则认为，应在不同层面上理解正义的普遍性和相对性，要严格区分正义原则和被正义原则所奠基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正义实践是历史的、相对的；而正义原则是普适的、一般性的。当人们被不公正对待的时候，都会运用某种正义理论来反驳，这说明在纷繁复杂的具体正义规则背后存在一种普世正义，但这种普世正义是一种规范意义而非描述意义上的正义。没有统一为“一”的正义观，但有一种普遍正义，只是它显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
二、挖掘当代中国正义理论建构的理论资源
构建当代中国的正义理论无疑需要借鉴吸收古今中西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会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正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三个方面充分挖掘了当代中国正义理论建构的理论资源。
何怀宏教授强调，在建构中国的正义理论时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验。他以“三纵三横”对华人社会古往今来的经验资源作了概括。“纵”是就历史传统而言，包括三种传统：（1）千年传统，可总结为“周文汉制”的文化传统；（2）百年传统，20世纪以来先是启蒙后是革命的传统；（3）十年传统，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市场化、全球化的经验。“横”是就当代华人社会的经验而言，也包括三种：一是新加坡经验，可总结为“蕴含发展的秩序”；二是香港经验，可总结为“蕴含自由的法治”；三是台湾经验，可总结为“蕴含传统的民主”。
黄玉顺教授指出，当前中国学界在论说正义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乃至问题的提法大都来自西方，对中国儒学传统中关于正义的丰富思想资源重视不够。儒家正义论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社会群体如何和谐生存、如何秩序化以及如何形成完整的系统的规范建构。他从儒家思想中归纳出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正当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己之仁；而适宜性原则的内涵在于，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文化的生存方式中，人们对于社会制度的基本正义感是变化的。
任剑涛教授将儒家的正义理论概括为三重结构的王道政治：超越于人定正义的神圣正义的建构，即天道的建构；对社会正义层面的因应性建构，即王道的建构；实体性建构，即王权的建构。天道作为正当性建构，王道作为合法性建构，王权作为实体性建构，共同导致了中国正义理论建构中的复杂性。儒家政治理论强调正当性而非合法性，天道的重要性在于在天人之际确立政治正当性的根据，然后由天人之际的根本之道落实为社会层面上的内得于心、外得于人的正义感。
王新生教授指出，那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正义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一种区别于罗尔斯的超越性正义或者说理想性正义。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那里没有规范性判断和描述性判断的区分，他的历史主义既有认知之维又有规范之维。我们必须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找到已经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根基。历史主义认为道义规范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其历史合理性尚存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否定道义规范本身的合理性的。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建构的问题。
汪行福教授指出，西方学者在马克思是否有正义思想的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1）马克思没有正义思想，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不是基于正义；（2）马克思有正义思想，但这种正义不是现代意义上以分离的个体为基础的正义，而是一种整全性的、基于人类生存视野的正义，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如何实现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正义；（3）马克思具有正义思想。他更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就广义的正义而言，马克思的理论中仍然包含着一种正义理论，但这种正义是一种“超越正义的正义”。
李佃来教授指出，当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将正义降格为一个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下位概念，并以此否定马克思具有正义思想。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将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学说。马克思的思想范式是改变世界，实现人类解放，但在他看来，通过近代自由主义那种弥补性的正义无益于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因此，对正义论述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对正义的思考内置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导向中，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的思想中是有正义的维度的。马克思是在不同层面上评判正义的，如果把不同的层面相混淆，就会误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
臧峰宇副教授指出，建构当代中国的正义理论，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审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遗产。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解，在逻辑上存在三种思路：（1）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去谈正义；（2）不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谈论正义，但认为正义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自洽的；（3）完全脱离历史唯物主义谈论正义，任意地描述马克思。从内容上看，有两种理解角度：一种是从分配正义或制度正义的角度上理解马克思；另一种从精神追求上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
廖申白教授追溯了古希腊的正义观念，认为正义与智慧、力量紧密相关。他不同意罗尔斯试图在不涉及善观念的情况下来确立正义原则的做法，并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未曾离开善来谈正义。此外，正义意味着力量按某个方向来进行运用，因而正义与力量相关联，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则需要智慧来进行抉择。对于善、义、力的思考，能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和解决民主政体的问题。
肖巍教授分析了以南希·弗雷泽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公正问题的思索及其借鉴意义。她指出，弗雷泽认为在思考公正问题时应有四个观念转变：作为社会斗争特殊轴心的阶级的去中心化；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单一民族公正观的去中心化；单一理想社会追求的去中心化。弗雷泽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维度提出其三维公正观，可概括为：社会经济再分配的诉求、法律和文化承认的诉求以及政治代表权的诉求。每一维度都关系到权利秩序的分裂和整合，故对不公正的矫正也应从这三个维度来思考。
葛四友副教授认为，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无知之幕和社会契约是我们建构正义理论可借鉴的论理方法。无知之幕为确立分配正义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它使任何个人都无法利用自身的特殊信息使确立的原则有利于自己；当今多元主义的现实决定了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善观念，必须借助无知之幕的假设才能使不同的善观念处于同等的谈判地位。罗尔斯的社会契约和无知之幕的工具意义就像一台计算机，得出的结果是否正确并不由计算机所决定，而取决于所输入的初始数据，即无知之幕之下的前提性预设。
三、探索实现正义的现实形态
针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正义问题，基于构建中国正义理论的目标指向，与会学者结合实际探讨了正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形态。
李强教授指出，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需要思考的是制度设计如何实现公平公正。在均等且公正、均等但不公正、不均等但公正、不均等也不公正这四种可能的分配方案中，中国的出路是做到不均等但公正。他从社会分层和社会空间两个角度具体考察了现实的公平问题。他指出，在社会分层领域，不仅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而且人们在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率也在下降，这表明社会层级开始固化。在社会空间领域里也存在公正问题，开始产生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区隔。因此，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公共资源，构建公共平台，通过打破分层固化来实现社会公正。
顾肃教授指出，今天中国的正义问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政治活动的民主参与程度不高；二是腐败和各种特权问题严重；三是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在理论和现实中解释和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他主张要在吸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正义理论，并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1）坚持程序正义，致力于人与人之间起点的平等。（2）追求实质正义，要在实际效果上推进人民福利的改善。
高兆明教授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一种来自于人民的正义，它包含普遍的正义和普通的正义两个方面。中国当前的正义困境在于过去为社会带来巨大活力的那种普遍的或普通的正义被悬置或被悄悄置换。当今，应坚持人民的正义，以这种普通的、普遍的正义来否定当下实存的那种权贵的正义、庸俗功利主义的正义等。
郁建兴教授指出，社会正义的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是互相作用的，因而要关注正义论的公共政策之维，探讨正义原则的实现与落实问题。他提出三点主张：（1）正义的实现需要公共政策提供支持和保障，公共政策将公共资源或利益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2）目前学界较少关注公共政策的正义性，较多地强调公共政策的技术性而忽略其价值取向，这需要改变。（3）经由公共政策实现正义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除了经济领域里的分配正义之外，还有关系正义、认知正义、文化正义等。
袁祖社教授认为，关于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发现或创制一种基于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公共价值逻辑，即关于正义问题的公共性话语，以重建中国民众的正义信仰。正义的实现不仅在于梳理理论，还要基于某种立场、态度、情怀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不正义的社会状况有所改变。他主张从财富与收入的公平分配入手来校正社会正义问题，构建一种以全体国民的生存本位为基础的利益共享式的正义理论。
龚群教授指出，以平等为核心的正义观是内涵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中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就是要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不平等，这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正义存在着矛盾。当今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领域里的正义和经济领域里的正义。只有通过正义的制度设计，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
张康之教授强调，比起关于正义的还原论思考，我们应更关心是什么造成了非正义以及怎样才能实现正义。在他看来，社会非正义状况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即社会存在一种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而且也表现在很多微观层面，只有打破这种结构，才能实现正义。关于正义的研究此前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讨论的是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正义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封闭系统已经被打破了，需要建构一种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正义。
汪行福教授认为，当今谈论正义，应将其限定在以个人为基础的平等主义前提之下，只能将其作为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规范，而人类社会合理生活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因此，他提出了“包容社会”的概念。包容社会包含着正义但又超出了正义，其内涵包括：（1）最大限度的最大自由；（2）平等；（3）承认，即承认不同文化、群体和脆弱个体；（4）关爱；（5）共同体。
林进平教授认为，当今中国追求的应是作为公平的或作为平等的正义，这种正义要考虑到以下因素：（1）崇尚法权、契约精神和规则。（2）崇尚人的内在所有，即天赋及能力，而不是更崇尚外在所有，即占有物或私人财产。（3）对市场经济有某种衡平的作用。（4）应当与社会的道德和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前，更优先地是实现机会均等，而不在于结果平等。而在机会均等的实现上，要打破诸如权力、金钱、人情等壁垒。（5）民众的接纳程度。
（责任编辑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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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GB/T 7714
董彪，曹得宝，孔伟.人学视野中的新发展理念——“中国人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综述[J].教学与研究， 2016，(10):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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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彪，曹得宝， and 孔伟.“人学视野中的新发展理念——“中国人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综述.“教学与研究 10(2016):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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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彪，曹得宝，&孔伟.(2016).人学视野中的新发展理念——“中国人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综述.教学与研究(10)， 109-112.}
人学视野中的新发展理念
——“中国人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综述
董彪1，曹得宝2，孔伟3
(1.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2.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3.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北京 10087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总体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发展理念，更是我国新时期、新形势、新常态下的新发展理念。为加深对新发展理念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由中国人学学会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人学视野中的新发展理念”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于2016年7月22—24日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近60所高校的1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里，学者们围绕“发展问题的哲学反思”、“发展理念的人学意蕴”、“发展动力的人力转向”、“发展机制的人本格局”、“发展目标的人文指向”五大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发展问题的哲学反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又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就必须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反思“什么是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要的问题。
人性、存在与发展问题。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认为，人的发展研究主要有人性论和唯物史观两种范式。人性论是基于人性理解人的发展的理论范式，回答的是人的发展价值取向方面的问题，唯物史观是基于唯物史观理解人的发展的理论范式，回答的是人的发展科学认识方面的问题。只有两种范式互补即以人性论范式引导唯物史观范式、以唯物史观范式支撑人性论范式，才能对人的发展问题给予科学而合理的说明。天津师范大学闵鹤翔教授指出，从唯物史观看，人性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但社会关系不等于人性本质，社会关系向人性本质的内在转化需要以实践为桥梁。人通过实践把自然和社会的属性、关系、规律、规范、准则等内化为人的认知、意志、情感、欲望、品性、才能等人性内涵，这一过程既是社会劳动创造人的过程，也是人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自我生成、自我丰富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主张“从存在看发展”。他认为，发展是人存在的方式和条件，而存在则是发展的规定和极限，发展不过是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的历史性展开。发展造成诸多问题的本质是加剧非存在的威胁，根源在于对存在的遗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共在作为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突出发展目的的幸福指向，构建关于发展的制度性反思机制，充分发挥哲学对存在与发展的看护功能。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郑州大学辛世俊教授认为，社会发展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指人的能力、素质等的发展，表现为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社会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发展，而可能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正确的发展理念应重视人的发展的根本性，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人民大学侯衍社教授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正处于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乃至“人的自由个性”发展过渡的复杂交错阶段，必须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党校阮青教授指出，要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就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一方面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基本矛盾的适应和不适应的关系，坚守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正确方向，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中国文联庞井君教授认为，由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形成的虚拟世界，融合和重构了人类的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图景。人类刚刚进入的虚拟世界存在着碎片化、浅表化、强制化、快餐化、迷幻化等问题，但其生长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在未来，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将被以技术为基础的自我进化取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被吸纳到虚拟世界构造的磁场和熔炉之中，并形成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新格局和新形态。海南大学张志库教授认为，人类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与虚拟世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对象化关系，其本质是人与自身创造的符号世界之间的虚拟实在关系。现代虚拟关系广泛锲入人类的生产生活诸领域，从而成为影响和规约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客观力量。现代虚拟关系为现代人独立、自主、自由和多样化的发展创造宽广舞台的同时，也向现代人提出了自我把握、自我塑造与自我发展的要求。哈尔滨师范大学段虹教授认为，研究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问题应当关注大数据分析技术。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的逻辑演绎转向了归纳实证研究，使因果关系转向了相关关系，并淡化了人们对精确性的要求，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它还打破了传统社会实体化、中心化、单一化的交往模式，创造了基于相似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的虚拟社群，使人们的交往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二、发展理念的人学意蕴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发展，人不仅是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更是衡量发展的价值尺度。从人学的视角思考新发展理念的本质、内涵和旨趣是本次会议研讨的重点和热点。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其人学意蕴。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一定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发展理念虽然主要是从经济领域提出的但又不完全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以至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社会范畴。作为研究人的观念、行为的人学，无疑要对新发展理念做出新的理论审视。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将发展视阈从物本转向了人本，重视对人的关注，凸显了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人学意蕴和人学内涵。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人的生存方式、发展方式以及精神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发展理念所包含的“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的思想内涵正适应了这种变化的需要。对于人学研究而言，应当从过去的“概念逻辑”转向“现实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中研究中国问题、理解中国发展，构建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满足这个时代对于思想理论的强劲需求。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事关新时期我国改革和建设整体和全局的发展理念，是对持续发展、协同发展、包容发展、普惠发展的深刻呼唤。人学应系统地研究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和世界意义，一方面促进中国道路的有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的文明形态寻找途径。
对新发展理念精神内核的整体把握。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崔新建教授认为，新发展理念与过去的发展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发展的动力看，新发展理念强调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人来完成，人的素质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最终决定因素；从发展的内涵看，新发展理念从单纯注重经济的发展转向了注重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和共同发展；从发展的目的来看，新发展理念不是单纯地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要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国家行政学院范文教授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在社会发展的客体性方面，强调要认识和尊重社会客观规律性，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方面，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方面，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发展的目的性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上海政法学院杨俊一教授认为，发展理念的本质离不开人的发展，在“新常态”下，人的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是新发展理念理论合法性的思想原则和价值正义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必须承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正义性，就必须引领和规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制度新安排，不断推动落实人民全面发展的“自由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三、发展动力的人力转向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拼投入、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通过创新推动技术变革和社会进步，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与会者认为，要构建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模式，就必须由“物力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人力资本与创新发展的内在关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陶泽元教授认为，创新是驱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而人才则是驱动创新的第一动力。一方面，人的思想属性、实践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决定了无限的创造能力，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最原始的自然内动力；另一方面，人的个性、素质以及能力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使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身的本领和才能，这是推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源泉。北京大学张梧博士认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为充沛的国家之一，但人力资源大国并不直接等同于人力资源强国。要想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要在创新时代完成从“被创新驱动的人”向“驱动创新的人”的历史性变革，激活蕴藏在丰富人力资源中的智力因素，从而汇聚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巨大能量。首都师范大学李基礼博士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增殖和扩张建立在剥夺人的发展机会之上，必将造成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应当颠倒资本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将剩余劳动价值引导到人的素质的培育上，使劳动力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以此实现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
提升创新能力的具体途径。中山大学钟明华教授认为，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创新。高校教育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教育观、知识观和人才观为核心的教育观念创新，二是以产学研结合、多学科协同创新发展的教育体制创新，三是以通识教育为高校课程体系基础的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创新，这三方面共同构成我国高校教育创新的新格局。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谢维楚教授认为，创新发展关键在于思维创新。要提升创新思维能力，就要从主体出发，打破思维的从众型枷锁、权威型枷锁、经验型枷锁、书本型枷锁，倡导发散思维、收敛思维、逆向思维、换位思维、灵感思维；同时还要强化创新理念、营造创新氛围，使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成果得到保护，创新失误得到宽容，这样创新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思维习惯。苏州大学方世南教授强调文化创新。他认为，理念创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必须从价值观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体制机制创新是文化创新的关键，必须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又要充分考虑文化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特殊性；实践行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途径，文化创新的现实活动必须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资源相匹配、与建设文化强国的主要任务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体要求相衔接。
四、发展机制的人本格局
在新发展理念中，协调、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主要指的是整体与局部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内在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良性发展的格局，这种格局也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格局。
关于协调发展。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潘宁教授从整个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指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城乡、区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平衡发展，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既是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总体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深刻体现。山东省社科院涂可国教授从人性协调发展的角度指出，人的发展既是人的自觉性、主体性充分展现，又是个人在性格气质、需要动机、知识技能乃至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多样呈现。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心性论资源，有利于实现人的健康、协调和全面发展。山西大学赵宇霞教授从性别协调发展的角度指出，女性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组成部分，人的协调全面发展应当包含女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女性的发展。这要求从女性自身的特质出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使女性逐渐摆脱外在束缚和内在障碍，实现自我发展和超越。北方民族大学高梅教授从民族地区协调发展的角度指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是改变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多样性”因素繁荣共生从而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绿色发展。湖南大学舒远招教授认为，绿色发展不是一种无主体、无人身的抽象发展，而是属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发展，它要求坚持人在自然问题上的主体性，超越黑色发展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让绿色发展指向未来，指向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北京大学徐春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全方位的严峻挑战，环境问题的解决早已不是环境保护部门能独立解决的孤立问题，它交织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已成为多重矛盾的连接点、易引爆点。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人，必须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轨道之中。中共中央党校孙要良副教授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生态生产力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无限冲动”的矛盾、“当代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冲动”与“后代人发展权利的缺席和失语”的矛盾、以及“中国发展进程的时空压缩”与“环境问题的独立渐进解决”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绿化头脑”“绿化经济”“绿化制度”“绿化利益关系”，建立个体—集体—市场—政府四位一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关于开放发展。暨南大学魏传光副教授从共存论的角度指出，开放发展理念的内核是“共生共存”、“均衡协同”和“普世共享”。开放发展主要是强调促进区域一体化和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平等合作与价值共创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民族国家之间经贸、文化等方面交往的日益深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变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正确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困境，就必须抓住发展机遇、迎接挑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武汉大学陈曙光教授认为，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以“交互关系意识”和“为他的主体性”观念为根据的交互共同体，它是对以“自我中心意识”和“排他的主体性”观念为根据的单子集合体以及以“单极中心意识”和“独占的主体性”观念为根据的依附共同体的超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为筹划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创新与发展。
五、发展目的的人文指向
新发展观不仅要解决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的问题，更要解决发展的价值目的问题，体现共享发展的人文价值指向。
理解共享发展的思想内涵。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袁吉富教授认为，只有以科学的公平正义观为指导，才能在共享发展上实现真正的自觉。公平正义视角下的共享发展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基本权利应当获得保证和平等；二是低度发展或发展不足人群的发展能力应获得提升；三是丧失或基本丧失发展能力的人应得到基本的发展保障；四是公平正义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享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逐步实施、有序推进。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于咏华教授同样强调了公平对于共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共享发展中的公平包括三个层面：规则公平，即制度设计、政策、规则的制定公正、合理，能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收入分配公平，即在规则公平的前提下等量付出获得等量报酬，或者是多劳多得、分配合理、公正而非平均；补偿性公平，即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等制度和措施缩小贫富悬殊，从道德和人伦角度保证社会的均衡发展。
实现共享发展的原则和途径。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认为，实现共享发展，首先要坚持效益和质量的统一，不能盲目追求“高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保护；其次要坚持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既提升每个公民维护自身分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意识，又要履行帮扶弱势困难群众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要坚持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积极用公平的标尺衡量和改进各项工作，建构公平社会。北京交通大学陈树文教授认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关键在于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一是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夯实共享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二是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提高服务水平；三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科学设计社会再分配制度；四是要守住底线，托底弱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五是要构建制度执行的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
与会学者还对“经济新常态与人的发展”“发展理念的演变与中国人学的研究历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转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人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对于人学的理论工作者而言，应当继续关注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断拓展人学研究的空间和视野，推动新时期人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