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科举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王炜教授《论明初徐一夔的科举观》考察了徐一夔（1315～1400）支持科举制度的论点，除了认为在制度设计上优于荐举制，免去了考诗赋而专以义论策试士，则能去浮华之习、接通上古文化制度，并且“上昭国家兴文之盛，而下以励来者”，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广东工业大学乐云副教授《〈右台仙馆笔记〉与俞樾的科举观》从《右台仙馆笔记》入手，于学缘传统与科举立场、时文批判与改良、书院功能界定等方面，重点剖析晚清科举存废之争环境下俞樾（1821～1907）的科举观。
四、科举与政治行政
作为帝国抡才的主要制度，科举制如何得人、得什么样的人才，是研究科举制度的根本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滢坤《唐五代上书、献策与科举的考察》指出，唐五代上书、献策是介于举制和吏部科目选之间的非常规人才选拔，文中梳理了上书、献策拜官的时政背景、办法、管理考核，是唐代科考和吏部铨选的重要补充。湖北职业学院周腊生教授《南宋中期状元释褐职任考》承前届《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介绍了光、宁两朝的状元仕途及其原因。
殿试策的相关研究有三篇。武汉大学潘志刚博士生《论中国古代殿试策中的政治文化价值观》阐述了为历代殿试策所共享的三个文化价值观“明君”“能臣”“社会和谐”，君臣通过殿试策对此三个价值观进行交流，有助于统治阶层的一体化，保持社会正常运行。甘肃政法学院甘宏伟《特殊的时代、特殊的身份与特殊的文体——以明代的状元策为例论殿试策的“奏对之文”特征》首先简述了明代殿试策问的问题类型及其时代特征，接着在殿试策的多项特征中以“奏对之文”对象，分析了其包含的六个要素，最后指出以状元为代表的明代文化菁英所接受的教育背景具有的两个特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彭娟讲师《从殿试策看明代吏治问题》透过对明代前中后期殿试卷之选摘，了解到明代进士们对时局、吏治问题的深刻思考，及其所表现的书生风骨和直谏精神。
官年考证两篇，分别为武汉大学鲁小俊副教授《〈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四川尊经院生补正——兼探〈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中的官年》，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剑编审《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后者通过大量官年与实年的资料统计，初步总结出清科举文人官年现象的几大规律如官实年不符现象非常突出，官年平均减岁3.23岁，考试级别愈高，减岁力度愈大等等。这些规律可用来解决文献学上的一些疑难。
武汉大学江俊伟博士后《科举视野下的明代官学知识传习体系》介绍了明代官学最初的设计逻辑及其如何培养具备“德”“识”“才”文官的具体办法，然随着科举考试强大的轴心力作用，这种培养机构因选拔考试而日渐受到制约，以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官学发展。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教授《地方官员与台湾科举考试》指出，清廷统一台湾后，在台设官治民又开科化民，然台文教欠佳，考生“诸卷无一合作，其纰谬多可喷饭”，因此台地方官不仅主持科考，还曾实施月课与季考，而且编选考示范文、督察士子日常学习，以期激发士人向学之心。这使得科举考试在台湾发展或得了权力的支撑和制度的保障，从而为清代台湾社会转提供了坚实基础。
五、科举与社会
作为国家向地方社会抡才的管道，科举制自然也对地方社会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淮北师范大学刘佰合教授《科举的社会表达——明清时期徽州科举牌坊考察》通过对明清时期徽州科举牌坊的历史、功能、类型、数量与分布的考察，指出科举牌坊虽是科举制度的边缘，却是科举活动融入日常社会生活的标志物，将科举场域扩大至基层社会，具有科举社会表达物的意义和深层价值。四川大学陈长文副研究员《中国科举时代的“科举慈善”方式述论——以明清为中心的考察》就科举考试环节进行的慈善活动之形式进行阐述，诸如捐广学额，捐助修建考场建筑、会馆，捐助宾兴、贡生入监等等。总结出明清时期的科举慈善之方式多样化，体系完备化。
云南师范大学刘明坤教授《明清云南科举家族刍议》梳理了明清云南科举家族的基本概况与时空分布，并解析了科举家族分布不均的原因，最后指出这341个科举家族在促进文化文学发展、地方向学、民族融合、国家认同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包纪波《清代北京宣南地区士宦居住情况述略》以清初北京实施旗民分成居住的政策为背景，分析了在宣南地区的会馆种类、规模、管理与经费，及京官住房的来源与特点。
科举地理分布研究。独立学者沈登苗《三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建立在过往“科举中心就是人才、教育、文化中心”的研究基础上，于本文进一步析出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以期为最终进行清代进士时空分布的“县/科年”的动态研究打下基础。天津大学程伟讲师《清代河南举人中额、总数及其地域分布》在介绍完举人中额调整之因素与中额数目后，利用举人地域分布统计发现，地区行政地位的高低在科甲文风“中等”地区对举人中式率影响较强，在科甲发达和落后地区则表现不明显。
六、科举文物与文化信仰
科举时代留存的大量文物，值得今人保存、研究与思考。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物的破坏与保护》列举了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文物，范围多样广泛，数量亦相当庞大。可惜废科举以后，科举被人们视为落后腐朽，弃如敝屣。如今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保护与研究科举文物，对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留住文明印记，包括进一步认识科举学的广博性，都具有重要意义。唐山师范学院冯用军副教授《三论科举文化遗产申遗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以江南贡院科举圈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为中心》上承前两届研讨会中对科举申遗的观点，具体分析了江南贡院科举圈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科举与文化、信仰相关的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罗积勇教授《唐宋科举与博物观念的发展》指出，唐宋时期是博物概念从“求异”到“求用”的重要转变期，这种转变在科举曾面表现地尤为明显。文章从科举类目、出题范围和科举诗文的写法三个维度分别探讨唐宋科举与博物观念发展、演变的关系，说明唐宋科举对该转变起到的推动作用。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性灵思潮下江南文人的科考疏离心态》简述了清中叶江南地区因为商品经济盛行与自我意识强化，使得科举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文人强大的吸引力，其中袁枚便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性灵说”强调个性与心灵松绑，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江南士子对科考的疏离心态。福建农林大学白金杰副教授《淫祀与正祀的论争——论明清科举神的“逆袭”》介绍了文昌等“科举神”从民间神祇挤进“正祀”的曲折过程，并指出其所以能进入“官祭”，是因能为官方道德政教所用，所以虽看似“逆袭”，实为官方之收编。厦门大学蔡正道博士生《浅论科举研究对当代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启发》认为，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能提供当前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独特视角，厘清科举制度对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贡献与价值，对当代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将深具意义与启发。
七、其他科举研究
（一）科举学研究
厦门大学陈兴德副教授《乌托邦、次劣原则与科举评价》认为，中国科举考试史就是一部试图实现“公平选才”的乌托邦试验史。“德才兼备”成为科举乌托邦的核心思想，文章从科举史上“考何物”的历史争论总结经验，指出未来考试制度建设应鼓励“乌托邦精神”，并避免“乌托邦主义”。
（二）科举与经济
安徽师范大学丁修真副教授《举人的路费：明代的科举、社会与国家》介绍明代举人路费从无到有的背景与过程，而随着路费定额化的趋势，还进一步影响到科举取士定额标准的设计。文末将科举群体的历史情景做了现实关照，指出这也是当下中国知识群体所面对的问题。
（三）科举与教育
淮北师范大学冯建民副教授《论科举制下的自修学习模式》说明了在科举社会中，以家族积极支持和社会助学为辅助的各种自修学习模式，其中科举考试作为模式的“发动机”，对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加速教育普及和儒家经学传承都有着积极作用。
本次研讨会以“科举制与中国文化”为主题展开讨论。科举制度出生于中国文化，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只有把科举学研究涵盖到关于中国文化社会和思想、日常生活、风俗信仰等各个方面后，才会发现科举的影响力并深化科举学研究。本次科举学会议的研讨丰富了此内涵，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会议。
作者简介：蔡正道：男，台湾台北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书院文化、品德教育（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王伟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