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郑若玲、刘盾及蔡正道共同撰写《“学之有物，行而久远”：浅论科举学之教学推广——基于科举学课程果效之分析》，以科举学研究为基础，专论近十年来科举学课程教学推广与效果，客观深入地分析了科举学作为一门正规严肃大学课程在课程设置与教学传播过程中的教育作用，以及在弥补与校正当前存在科举偏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可以说，该研究确实是对当今科举学这门课程的深刻解读与阐释，使我们从教育学视角深刻认识到《科举学》这门课程的现实教育意义与教育实践价值，反映出《科举学》这门课程在当今教育实践过程中彰显的教育功效，该研究对深入推动《科举学》课程建设与完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除收录以上科举教育研究论文外，另有冯婷婷、赵连稳《清代乡绅对书院发展的作用》与林上洪《科举时代士子教育的家族特征——基于清代浙江乡试朱卷履历的分析》2篇文章，其研究内容也均有所拓展，尤其是在当前书院研究中，以“乡绅”作为全新视角分析清代书院发展的研究视角，是书院研究的一大创新，对全面辨析书院发展的影响因素具有特定价值。
五、科举人物研究的新内容
随着科举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有关科举人物的研究也愈显重要，不少科举学研究学者也愈加关注科举人物这一微观研究领域，历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有围绕科举人物的相关研究，产生了科举人物研究的新内容。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科举人物的研究论文共7篇。其中，除对王元勳、陈诗庭、金元钰、贺瑞麟等科举人物进行专文论述外，更多的是采用“群体研究”的方法对科举人物进行探析。其中，高福顺《辽代释谒进士群体的文化使命——以翰林院、国史院》专门对辽代释谒进士群体进行了讨论，阐述了辽代进士群体在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使命，该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独特研究价值：其一是辽代进士研究，其二是辽代释谒研究，其三是辽代进士群体文化使命的演进。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高福顺《辽代释谒进士群体的文化使命——以翰林院、国史院》研究，为更为准确全面地掌握辽代科举制度设计、实施及影响进行了新的研究尝试。
此外，科举学研究，历来极为重视明代科举“南北榜”的研究内容，不仅因为这是中国科举制度改革的重大转变，更因为这一改革涉及与彰显科举制度“至公”的价值根本，是千年科举制度演进的智慧所在。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马庆洲《宣德丁未北方籍进士考》在对明宣德二年会试特殊性阐述基础上，具体勾勒了丁未北方籍进士群体特征，收集并整理了相关史料，为该研究后续探讨提供了研究基础，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科举群体研究中，依然以科举家族为重要内容，如许友根《唐代柳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蔡惠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姓氏构成及其成因》及张献忠《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3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唐代、明代及清代不同地域科举家族特征、成因、结构及社会影响等。可以说，就现有科举家族的研究来看，虽已有60余篇，地域涉及福建、河西地区、桂林、保山、无锡、宁波、东北、东莞、沧州、江西等数十省份与地区，年代自唐至清跨越1300年，但该研究内容成果与数量，与千年科举制度所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相比，却显得实在渺少，不同地域的科举家族特征、成因、结构及社会影响，虽有其共性，但更多地是其区域与历史特性，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科举家族进行全面深入分析，无疑有利于更为准确、客观与全面地把握千年科举制度真实的社会发展脉络。
科举人物研究中，除对科举群体进行探析外，更多地是对具体科举人物的相关史料考证，以此辨析科举制度改革或实施的关键问题。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如刘海峰教授《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6），该研究通过对“房玄龄进士出身”问题深入准确考证，最终厘清了“科举起始”之争，确定了科举进士科设科时间。可见，科举人物的考证，在科举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光乾《清王元勳、陈诗庭、金元钰生卒年考述》对王元勳、陈诗庭、金元钰相关年谱、家谱、诗文集、书画题跋等进行了钩沉阐述，考证了清代嘉定进士王元勳与陈诗庭二人生卒年及金元钰卒年，在校正方志失载等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科举人物研究，另一重要内容是科举人物思想研究，本届研讨会收录田建荣《贺瑞麟的科举思想及其理学文献整理研究》，对清末进士、著名理学家贺瑞麟科举思想进行了探析，阐述了贺瑞麟科举思想与理学教育与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理学研究与科举思想研究提供了史料与观点。
六、科举文献研究的新成果
科举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离不开科举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历来受到众多科举学研究者的关注。可以说，历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有重要的科举文献研究新成果，这也成为了不断推进科举学发展与深入的重要基础。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科举文献的研究内容尤为丰富，成果尤为突出，共9篇论文，或是对科举学最新研究著作的介绍，或是对进士题名碑的进一步论述，或是对重要科举文献的收集与考证，不一而足。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当今科举学的研究活力与价值，有待继续深入挖掘与研究，以便更好的完善与发展科举学研究，实现科举学“以古鉴今”的研究价值与使命。
科举文献研究最新的重要成果，有张希清、胡平《还历史本来面目，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其中，《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由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共五卷、452万字，以大量资料和扎实研究，系统地阐述了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科举制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多重影响，是深入认识与全面掌握中国科举制度演进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龚延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汇编〉总序——以〈殿试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一文，作为宁波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殿试录》、《会试录》、《乡试录》总1000余万字的点校本《总序》，全面介绍了该科名录汇编撰写内容、撰写过程及出版的详细情况，是“科举学”研究的宝贵史料资源。此外，另有宋元强《清代科举制度论集》，考察了清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全面情况，重点探讨了科目取士中的竞争机制问题，该书作为一本自选论文集，对掌握与了解作者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成果与观点具有特定意义。
科举文献的考证，有王瑞来《〈南宋科目條格故事〉校箋》、李晓頔《小议“进士题名碑”流传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及冯家红《江南贡院康熙御碑考证及价值》3篇文章。目前，就现有进士题名碑研究来看，已有150余篇论文，多以明清时期进士题名碑研究为主，其研究内容也多以“校正”或是“订补”为主，旨在辨析与考证进士题名碑误载等现象。此外，有关康熙御碑的考证，至少有3篇文章，如项长兴《明孝陵康熙御碑与康熙帝及曹氏家族》（《江苏地方志》，2004.5）、张建国《泉林康熙御碑》（《春秋》，1998.1）等，另有关于河南康熙御碑研究，但现有研究既不深入，也不详实。冯家红《江南贡院康熙御碑考证及价值》一文，对现存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重要碑刻《御制宸翰》进行深入考证、阐释与校注，籍此对康熙科举制度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该碑刻的历史价值，对康熙御碑研究及江南贡院馆藏文物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另外，同样对科举题名碑进行考证，并校正其错误的研究，还有吴根洲《汾州府还是泽州：〈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中的一个错误初探》，该研究在考证《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刊载错误基础上，进行了相应校正，史料详实，论述清晰准确，深入辨析了刊载错误的具体原因，对完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准确性与可信度具有一定价值。
七、科举申遗研究的新论题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呈现出科举学研究的新论题，无疑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科举申遗问题。事实上，科举申遗是一个备受社会、学界及政府关注的问题，早在1987年，刘海峰教授就已撰写过《科举制的遗产》的论文，阐述了中国千年科举制度这一“中国第五大发明”所遗留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价值。2010年，有新闻报道“科举制度最值得‘申遗’”。2015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科举申遗，别被韩国抢先》，随着中国多所科举博物馆建设，以及诸多专家学者的倡议，中国科举申遗的序幕正在拉开，学界由此对其讨论与研究也日益广泛与深入。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录科举申遗相关研究共8篇，占论文总量11%，科举学”这一新研究领域所占比例之高，体现出科举申遗这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与时代性，无疑是科举学长年深入研究、成果丰富、影响巨大后的结果。刘海峰教授《科举制的遗产与科举学的意义》，在其1987年《科举制的遗产》研究基础上，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中国科举申遗的文化遗产内容，从制度遗产、观念遗产、习俗遗产、文献遗产、文物遗产五个重要方面论述了中国科举申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中国科举申遗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构建了科学的舆论导向，正如刘海峰教授所言：“研究科举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鉴古知今的现实意义，而且可以改变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还科举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大家知道科举制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科举文化遗产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1〕
科举申遗具体研究，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专文阐述。其中，张亚群《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再论科举文化遗产》从弥足珍贵的科举文物、非物质形态的科举文化、科举申遗重要性与可行性三个重要方面深入细致地论述，使我们对中国科举申遗作为一项国家重要文化项目建设工程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此外，金戈《对科举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几点思考》，以及冯用军、赵雪《科举文化遗产申遗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李润强《传承保护优秀文化基因，加快科举文化申遗步伐》3篇文章，从多角度对中国科举申遗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重大理论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为早日启动中国科举申遗工程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同样围绕中国科举申遗研究展开讨论与探析的研究，还有黄明光《科举博物馆高投入与低收入的思考》、杜春燕《国外艺术教育对科举遗产开发的启示》及见世君、师毅《北京科举遗存之顺天府学》3篇文章，主要围绕科举博物馆建设与问题、中国科举遗产开发及北京科举遗产等内容展开，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与完善了中国科举申遗的科举文物研究与非物质形态研究等内容，是中国科举申遗研究与工作的有益补充与启发。
八、科举学研究的其他新进展
本届“科举制度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在科举规制、科举社会、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人物、科举文献及科举申遗七个方面的研究有所新进展与新成果，还在科举政治、科举地理、科举法规、域外科举等研究领域有新突破。
就科举政治研究来说，有陈文新、郭皓政《明代弘正年间的文坛、科场与政争——以前七子兴衰为中心》与屈超立《论科举制对古代地方行政的影响》2篇论文，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政治功能与影响，其研究内容新颖，研究视角独特，研究观点鲜明。此外，科举地理研究共有3篇论文，分别为刘明坤《明清云南少数民族科举述略》、李世愉《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述略》及李占伦《津门科举考试余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边疆科举制度、土司科举设置、实施及影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科举法规研究，毛晓阳《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以科举宾兴为中心》在其长期宾兴制度研究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清代民间教育公益基金设立、运作及影响，对深入理解宾兴制度有重要理论价值。域外科举研究，也有3篇论文，分别是王洪鹏《台湾科举述略》、日本学者水上雅晴《琉球“科试”制度浅论》及韩国学者朴贤淳《朝鲜时代的科举应试法》，在各自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探讨了台湾、琉球、朝鲜的科举制度，丰富并深化了域外科举制度研究内容与成果。
除此以外，不少学者撰写论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深刻论述了科举学研究其余专题，如王日根《“道”与“器”的争锋：晚清科举的走向》、陈兴德、覃红霞《社会变迁、权势转移与清末科举评价——以上层绅士为中心》、王琳琳《清朝中晚期以来进士题名碑概况》、马屯富《明清状元策比较初探——以赵秉忠状元卷与刘春霖卷为例》、王忠良《常熟翁氏文献是科举学研究生动的私家文献》及郭鹏《最后的科举增添了开封的文化底蕴》等，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科举学其余研究专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形成了许多新研究观点与新认识，限于篇幅，在此不作深入阐述。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制的遗产与科举学的意义（提纲）〔A〕.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6.383.
（责任编辑：王伟宜）
作者简介：范哗，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制度与科举学、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研究（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