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率军近五万，出征青州，王翊坐镇彭城，留守后方，负责协调补给，并适时派出援军。

自从初平三年以来，王翊不是为了整个集团的生存忙碌，就是忙于督军作战，还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鼓捣一下内政上的事情。现在青州和河东的战事都各有名将主持，王翊这个半吊子“军事家”也不用整日为军务而忙碌，终于有时间停下来，搞一点其他的事情了。

《管子》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穿衣吃饭是人的第一需求。自初平年间以来，王翊做的每一件事，不是为了穿衣吃饭，就是为了保住穿衣吃饭的家伙。现在刘备集团据有近三州之地，治下各郡皆有能吏治理，加上数次大兴水利，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穿衣吃饭的问题倒是勉强解决了——本来解决温饱问题在这个年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在王翊还没有引入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就算他想那么搞，他也不甚精通。

但是眼下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开展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年代，这就叫做礼乐教化。

颍川、南阳、汝南三地为什么在汉末三国时代能够有那么多优秀人才涌现？这不是因为这三个地方的人智力有多么高，而是这三个地方本来就经济发达，又是东汉时代的文教兴盛之地。汝南袁氏、许氏，颍川陈氏、钟氏、杜氏，南阳张氏、黄氏，以经学传家，又广收门徒，汝颖附近自然近水楼台，大受其惠，是以人才辈出。而其他地方，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原因，加上本来就缺乏文化的传承，自然就远不如这三地。

诚然徐、豫之间还不甚富裕，甚至不少百姓还需要官府接济才能生存，但发展教育却一刻不得停滞——不是因为富强了才兴文教，而是文教能让人富强。若是等到天下大定，才大兴教育，那么又做给谁看呢？

兴平二年冬十月，王翊上书皇帝言事，奏疏大略为：

臣翊言：予闻治国以理民为要，理民以劝农为重，然后约之以教化，齐之以刑律，则民有耻且格。今王室获安，规矩复行，然百姓流离，不可胜计。臣向在徐、豫，劝民耕织，又兴屯田，略有所成，百姓因之，匮乏稍解。然自丧乱以来，四方扰攘，学校皆废，童稚者生年以来不闻仁义礼让之风，遑论道德高尚之事，此臣所以为之叹息痛恨也。宜令州置大学，郡置公学，县五百户以上置学校，延先贤圣者之道，而教民道德礼让之风，孝悌恭顺之义。如是，庶几可以无愧于心矣。

奏疏到雒阳，颇有反响。

前将军东曹、侍中颍川荀攸上书，大意为：“臣攸曰：人物之盛，虽赖灵明，亦在教化。颍川上承古之余绪，先贤往圣之道不绝，虽三尺小儿，亦能就学，寒士高第，皆攻经史，是故一郡之地，而有天下贤人之十一。以攸之末流，曾附名士之骥尾，尚居前将军之上座，为典官吏迁转。陛下若能力行教化，教民文字，使沐往圣之风，乘先贤之绪，则人物将如雨后春笋，欣欣乎可俯拾矣。”

豫州刺史鲁肃上书，亦言兴办学校之事，奏疏略曰：“先汉故制，京师立太学，郡国立郡学。自光武中兴以来，文教大盛，学者不知其数，教化敦俗，海内安枕。今天下扰扰，人物凋零，而民心不安，甚可叹息。闻有朝臣上言，议重兴文教，臣斗胆上言。曩者朝府立学，止于郡县，乡亭以下，难得其惠。肃以为，今庶事未足，难以完备，官学难下乡亭。宜先置州、郡、县三等学。县学春秋二考，取乡中少年天质聪慧者为童生，教亦文字、经史；州郡二学春秋二考，试县学中少年年十八以下通文字者，教以经、法、制、兵、吏、工诸学，以成其才。如是上下相继，教化不绝，则万民之福，社稷之幸也。”

此议一出，少见地没有反对之声。

这么好的政策，当然不会有人反对了！

出身高门的官员们，掌握着学问和人脉，天然地享有做官的优先权；如果大兴学校，即便官吏要从学生中选拔，师资依旧还是掌握在他们手里。本来他们靠着私人讲学，就算不做官，只要门生混的不差，也能有很高的地位。现在国家出钱给他们讲学，更好地发展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何等好事，岂能不愿？

出身寒门的官员，他们本身就是靠着教育出头的，现在给他们一个更容易出头的途径，他们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呢？

至于中官和外戚，现在的力量实在太弱了，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向心力。尤其是中官，差不多在历次政变中死了个精光，已经成为皇城里的极度高危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