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学、农学在这个年代也还不甚发达，更何况工匠为人所轻，农人社会地位虽然不算特别低，但贫穷困苦，所以工学和农学自然不会在官方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应该改变，至于依据，可以向先秦的著作之中去寻找——譬如管荀的著作。

至于数术，格物，也同此理。

但是光凭改良一下教育的内容，还无法培育出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何为进步——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才干出众，而又亲近百姓，关心庶民疾苦。

这样的人物，在当世自然也有，但百中未必有一，数量太少，不足以改变什么。

王翊真正想要的，是“惠及大多数人的国民教育”，以数量的积累来实现质量的突破，再谋求建立合理的选官制度。

此前的“科考选吏”为何最终不了了之？不就是因为这个办法触犯了大族的利益，而离开大族这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行吗？因为这个原因，大族得以肆无忌惮地反对这些政策，而王翊拿他们无可奈何，还得哄着他们，才能让他们不在自己的其他政策上面作梗。要改变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强大起来，聪明起来，智慧起来。

建立先进的教育体系很重要，但让教育变得便宜，却更加重要。毕竟王翊理想中的这个年代的政治基础是小农、工商小资产阶级，对前者而言，现在的教育机会实在太昂贵了；而后者，力量又太弱太弱，不足以作为凭借。

光是教育不管用，因为现在这个体系下，教育出来的，往往只会是世家大族的门生故吏，即便有清正廉直的清流名士，也会遭到排挤；改革选官制度，也不管用，因为再怎么选，选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世家大族的人。只有让大家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才能实现社会阶级的变革。

建立普惠于民的教育，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廉价的纸和成熟的印刷技术。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凛凛寒风之中，王翊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展示了他属下的工匠研发的先进的造纸和印刷工艺，并发售自己刊印的成品——十三经各三千册，同时刊发的，还有两汉各大经学名家的著作，近代名儒，如马融、卢植、蔡邕，当世大家，如郑玄、陈纪，年轻才俊，如王朗、华歆，皆有文刊载。在此之前，王翊还尽力征得了他们本人或后人的许可，以传播他们的学术成就。

同时，还有各种规格的书写用纸三万斤，在徐州各地的糜氏的商铺中出售。

中国发明纸张，为时很早，根据出土实物，至迟西汉前期，中国便已经有了造纸的技术。但因为原料和工艺的局限，纸张既不十分便与书写，更算不上便宜，因而无法得到广泛使用。和帝时，宦官蔡伦为尚方令，主管器物制造，于是改良造纸工艺，制造出了更廉价、品质更高的纸。安帝下令推广使用蔡伦的纸，但不久之后，蔡伦因为政治斗争而被杀，蔡伦的发明也难免受到牵连，加上其时流通不便、工艺复杂等等原因，所以就算到了近七十多年之后，纸张仍未得到广泛的使用。

灵帝时，东莱左伯字子邑者，工于书法，于是精益求精，自己造纸。他取前人之法，加以改进，制成了更加精美、均匀的纸张，时称左伯纸。

左伯避难于徐州，王翊数次登门，终于求得其不传之法，加以改进，耗时一年，造出了更便宜的纸。

在王翊发布了新产品之后，正旦日前后几日，张纮、张昭、王朗、华歆、邯郸淳等名士，或在徐州，或在雒阳，或在扬州，或在荆州，纷纷作《纸赋》，叙先贤往圣的事迹和精神，又叹息很多绝学的失传，再赞颂新纸之便利、惠民，为之大造声势，并与宾客互相唱和，数月不绝。当然，与之对应，自然也有作文贬斥者，对此，王翊自然一笑了之。

一时间，纸成为人们所议论不休的热点。

唯一令王翊非常不满的，就是没有人愿意给活字印刷术作宣传。王翊自己文笔又不行，只好就近捉了几个读过经史的文吏，让他们捉刀，写了一些宣传的文章，大力刊发，也算起到了一点效果。

王翊虽然在这次活动中大赚了一笔，但是后果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当街遭到了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