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小瑜分开以后，我往家那边停车场的方向走，好在派出所离家并不算很远。

手机微信提示，我拿起一看，是前妻秦韵发过来的，和上一条消息一模一样：周东北，你已经半年没给儿子抚养费了。

这就是秦韵的风格，冷静、清高，处对象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用现在的流行语说，那叫十足的女神范！

秦韵比我小两岁，沈阳人，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

她父亲在沈阳一家国企负责采购多年，估计也是捞的盆满钵满，提前内退以后，在秦韵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带着老婆儿子举家搬来了大连。

我和秦韵是在2006年秋天公司野外拓展时认识的，那时候大连做野外拓展的公司特别多.

当时我已经在那家做系统集成的公司干三年了，秦韵在一家海运公司做文员。

第一天晚上，我们两家公司合在一起开了一场篝火晚会；当晚，我就被气质高冷的秦韵迷住了。

两天拓展，我鼓起勇气死皮烂脸的要了手机号，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

她父母是不同意我俩在一起的，那时候我的外形还可以，虽然说不上英俊潇洒，但一米七五的个头，身体匀称，头发也算茂密。

不喜欢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穷，一个林区出来的，车、房、钱都没有的三无穷小子，凭什么娶我闺女？

那时候我做销售已经三年多了，也有了一些固定客户，手头其实还算宽裕。

2008年夏天，我俩排除万难，终于领证结婚了。

结婚当天，我那个前岳父不知道是因为舍不得闺女还是看不上我，反正那张脸从始至终拉的老长。

我俩是结婚四年后离的婚，当时儿子才三岁。后来我也多次反思过自己的这段婚姻，离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她给我带了绿帽子，主要还是因为身份的不对等。

从家庭来说，她家虽称不上大户人家，但也尚有余粮；而我家不只是帮不上我任何的忙，有时候我还要给母亲寄点生活费。

个人来说，从处对象到离婚我一直都是做销售，虽然赚的钱要比赚死工资的强一些，但和杨康平出来创业的前两年确实钱紧，有时候几个月工资都开不出来。

而秦韵在那家海运公司越做越好，结婚不久就转行做了报关员；孩子满月以后，又转到了销售部；离婚前一年，她又跳槽去了一家美国船运分公司做销售部主管，人家开始赚美元了。

赚钱的多少决定了家庭地位，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洗衣服、擦地、做饭......厨房那件小花围裙就长期套在了我的身上。

直到一个秋季的雨夜，我应酬完回家看见了楼口拥吻在一起的孤男寡女，还有停在雨中一辆黑得耀眼的奔驰大G。

那段时间我俩吵过、骂过、哭过，甚至还动手厮打过，最后是两败俱伤身心疲惫。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活泼开朗的儿子就像根即将枯萎的小草，每天蔫头耷脑；有时候我俩谁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他都瑟瑟发抖，我才知道自己错了。

回老家喝了几天大酒以后，回大连我就协议离婚了；儿子还小，自然要跟着母亲，这个我不争，只要能让我每周见一次就行。

我只要了我的那辆小宝马和一些衣物，基本上属于净身出户；房子贷款刚刚还完，秦韵还有儿子要养，我不想和她分那点为数不多的存款。

来到停车场，我停车位上的那辆宝马已经开走了，我车停的位置很碍事，要不是那辆搞破鞋的宝马开走，估计很多车都堵着开不走。

我坐到了车里，给秦韵回复：对不起，我尽快！

好半天微信也没再响，这就是秦韵，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想和我说。

看了看手表，快八点了，我又给杨康平发了条微信请假，杨康平只回了一个字：好！

我直接驱车去了医院，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自己到底得没得艾滋！

昨晚我在网上都查了，应该去皮肤性病科做HIV抗体筛查。

医院大厅排号的人很多，我感慨着，这年头就医院生意最好。记得听过一个小笑话，有个土豪在外地旅游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儿，他对司机说：“就去你们这儿消费最高的地方！”结果司机把他拉到了一所三甲医院。

手里掐着挂号单，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轮到了我；诊室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夫，我把挂号单放在了男大夫的桌子上，男大夫约有五十多岁，胖乎乎的圆脸上带着一副金丝眼镜。

“怎么了？”他说话慢条斯理。

我说：“验一下血。”

“哦，都查什么？”他也没看我，开始摆弄起电脑。

我瞥了一眼对面桌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大夫，有些不好意思，压低了声音说：“性病什么的。”

男大夫慢慢悠悠的用一指禅打着字，他的动作让我想起了《疯狂动物城》里那只叫闪电的树懒，好半天以后，他又问：“HIV抗体查吗？”

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我正不好意思说呢，人家就提出来了，我衣服无所谓的说：“行呀，一起查查吧！”

“滋滋滋”一阵打印的声音响了起来，这声音听着很解压，尤其是刚刚经历过他慢悠悠的打字过程之后；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在外面等这么久了。

男大夫撕下那张单子缓缓递给了我，说：“一楼缴费，三楼西侧验血，一个半小时以后在机器上就能打印结果了！”

我接过单子扫了一眼，连忙称谢。

“下一个！”女大夫朝外面喊了一嗓子，一个眼圈发黑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