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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恂写的文(二)

“哪能呢。亲爱的!......”

我轻轻拉上窗帘。晚安,世界。

十、跛脚夸父如是说

关于我的神话(以及其他神话)流传了几千年,竟然还是老调子,这真使我腻烦。

为追求而悲壮地死去,或称“至死不渝”。

那么,追求本身呢,也死了么?

有人说,没有死,于是随追求而去;

而大多数人则垂泪于死的涯边,作永久的叹惋,直到他们自己也死去。

追求其实是无数次颠扑与崛起,是无数次死与生的连接。

人的悲哀便在于这连接的迷失。于是也迷失了自己。

人们只记住了那个拄着长杆奔跑的瘦骨伶仃的老头子一头栽倒在地,为什么不再大着胆子想像一下:他会不会再爬起来?爬起来以后会怎么样?

告诉你们,我爬起来了。爬起来继续向西跑。不过崴了脚脖子,有点瘸。可是我逮住了四不象,骑着跑得更快了。

现在,站在你们中间,因为瘸,被称为残疾人。你们笑我的瘸,外加上笑我的四不象。

望着你们颀长健美的身躯,考究的西装,以及豪华汽车与摩托车,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高度物质文明的人们,你们不再叹惋与悲悼壮烈的死,而是换了耻笑,对于不同于自己生命的(不问他是一个怎样的生命),这就是你们几千年的进步么?

在阳伞下,你喝你的咖啡,我喝我的凉水。

我不想作查拉斯图拉说,因为或者听不懂,或者恨它异端邪说,反正你听不进去,只想哥儿们一样随便聊聊(侃侃)。

你说,生命,不就是他妈活着吗?

我说,是新鲜地活着。自己觉着新鲜,别人觉着新鲜,于是就一天一个新鲜样儿地变化着。

你说,活着就得出人头地。强者领导世界新潮流。

我说,谁是强者?亿万富翁,老总,作家,还是黑社会首领?搬道工(清洁工),一年说不上几句话的,而一抬道搬就能使总统富翁统统完蛋的,搬道工是什么?

你说,我宁愿当富翁死,也不愿当搬道工。

我说,你知道怎么当富翁,而富翁又怎么活着?

你说,嚓!心狠手辣!为所欲为!

我说,好气魄!祝你成功!请问世上富翁多还是搬道工多?

你说,搬道工正在消灭,富翁越来越多。

我说,最后都成富翁了?

你说,哪能呢。大的吃小的呗。

我说,你呢?

你说,当然我吃别人啦!

十一、我与广播

阳光透过料峭的寒风,拥进我的小屋,洒在床上,轻抚着我瘫痪的手和脸。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这向南的四扇玻璃窗,是丰盛房管所特意为我换过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四位年轻编辑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

我瘫痪在床已经25个年头了。在这咫尺之地,重症肌无力症使一个十九岁的矫健少女变成了瘫软如泥的中年妇女。在这咫尺之地,我经历了生生死死的鏖战,希望与幻灭的煎熬,未知与创造的燃烧,爱与被爱的渴盼......人生的惊涛骇浪与苦辣酸甜被凝聚在这方寸之地,一个呼吸微弱的生命怎能不被淹没和窒息呢?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不能睁眼,不能讲话,甚至不能吞咽和呼吸,但我可以听!

每天早晨,当收音机付出庄严辉煌的《伟大祖国》的乐曲,我和千百万人一起开始新的一天。听新闻联手,听英语讲座,听医学、哲学、自然科学、历史知识;听古筝曲,也听交响曲,听话剧、小说,也听昆曲、京剧。只有这么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母亲总是照顾我,选我喜欢的节目,遇到像“茶花女”或“卡门”之类的长歌剧,我听得如醉如痴,母亲却不客气地评论说:“使那么大力气做什么?声音像钢丝系的!”我在心里暗暗的笑。

广播是我病床生活的主要内容,把我和祖国和世界联在一起,活着多么好,几次绝望,双舍不得死。广播是我的大学。二十多年里,我从广播中得到的知识,使我跟上了时代的发展,同学们开玩笑说:“小姐不出门,却知天下事。你比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还知道的多。”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能够独自半自理的生活,能够以我多年积蓄的热忱和知识为更多的病残朋友做点事了。

一九八二年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综合节目组的同志来看望我了,并且让我向广大病残朋友讲了话。我含着泪讲呵讲,心飞向四方。讲话播出后收到四五百封来信,四方的滚滚热浪涌进我的小屋,紧紧拥抱着我。河北一家开会,一致决定接我去一同生活;东北五位盲人寄来当月全部奖金三十七元;还有一位农村青年在信里说:“现在农村生活好了,我家盖了新房,房前种的菜、豆角都快老了,你来吧......”我流着泪读这些信,真想大声对他们说:谢谢呵,亲人们!浙江的一位残疾青年在来信中忿忿地说,你的讲话全是假的,我怎么就一个好人也没遇上?你是宣传工具!......我告诉他,就像丑恶是真实的一样,美好也是真实的,只要你愿意向世界敞开心房。现在我和76个省市近百位病残朋友通信,他们是从广播中知道我们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和我的,许多人说,俱乐部使他们新生了。你们同时不要忘记,那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新生之桥。

夜晚,精疲力尽,病痛与惆怅没上心头。收音机里播音员亲切而自信的讲述着,好像和我促膝谈心。我辩论着他们的声音,真希望能见见这些老朋友。铁城朗诵《蝼蚁壮歌》,文中讲道,蝼蚁们在大火中,滚成一个紧紧的团,一层一层烧死,依然向前滚去,向河边滚去,他们是为了种性的生活与延续。作为人,为着更高的目标,也在一代代牺牲。今天,中国处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不是很需要这种同心同德的奋斗精神么!

我也是一只小小的蝼蚁,而且是这么残弱,但是,我也要紧紧有拥抱住祖国,拥抱住信念,不停地向前滚,向着繁荣、发达、充满爱心的明天!

十二、五色丝

黄尘迷蒙中,一个人闪进门来,除下厚厚的围巾和口罩,原来是姐姐。

“这么大风还来!”

“今天是小年儿呀!”她边从手袋里往外掏东西边说,“红烧鱼,油焖大虾(我们是威海人哪),还有饽饽!这些日子传达文件,又忙着送小倩他们旅行结婚,抓功夫蒸的。你看,不黑吧?”

同往年一样,用五福、莲子木模扣的饽饽,粉白粉白的,点着艳艳的红点儿,莲蓬形的,蝙蝠形的,梅花形的,满满一盘。这饽饽模子是母亲的爱物,千里迢迢从山东老家带来。那年,从不多的遗物中,姐姐只要了这几个模子。逢年过节,她也像母亲一样,神情专注地揉呀,扣呀,点呀,那俯着的安详的身影,我看着看着就看不清了。这又甜蜜又酸楚的情景,我在姐姐家住的那两年里,使我又盼又怕。如今,我独自生活已经五年了,她总不忘把这昏黄油灯下腾着蒸气与麦香的童年梦境送来。

像小时候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却哽咽难嚥。姐姐微笑地看着我吃。头发染得很真,发型也显年轻。她不老,真的。可是我都快五十岁了!这是真的么?

我是跟在姐姐身边长大的。跟她上山,赶海,跟她拔麦子,栽地摊,跟她推磨压碾......我六七岁,她十五六岁,父母多病,我总是愁,愁拣的粪不够上地,愁搂的草不够烧饭,春天愁刨地,秋天愁背庄稼......于是我便莫名地怨恨姐姐。耍赖不干活儿,她就和我嚷,从不打,有时拽一把,我就哭叫说她打了。我们常这样站在庄稼地里对着吵。我们不回家告状,因为父母病着。我不记得姐姐哭过。

大概姐姐也哄着我玩过抓石子,过家家之类的游戏,那是极少的,所以不记得了。可是有一件事,新鲜如昨天一般,而且盖过了许多旧事。那是端午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过大年,和别人家比,我很伤心;而过三月三,蒸粘燕;过端午,煮红蛋,这些我家也能办到,而且弄得比别人好。

那年端午节,除了煮红蛋,门上挂五枝艾子,母亲还给我做了一件银红花色的小袄。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件新衣,所以节日前一晚定要穿着睡。

矇眬中,我听到隐约的低语声,是母亲和姐姐正拿着我的手在做什么。好一会儿,姐姐把我的手放回胸羊,她们不说话,在灯光的暗影里大约在笑。我迷迷糊糊举起手,只见手腕上系着五色丝线,心里颤颤的,甜甜的,想哭又不敢。五色丝像有股灵气把我溶化了,变成一团暖暖的透明的气,像海浪一样涌,像山风一样吹。妈和姐姐都溶化在这气团里,和我溶在一起。我闭上眼,屏住气,可泪还是流了出来。

这神秘的五色丝从此便缠绕在我生命的轮辐上,绵长的神秘,绵长的渴望。

姐姐的头发是黑的,眼角也看不出鱼尾纹,真的不老。我们相对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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